作品鑒賞：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壹、現實主義精神與傳統
《詩經》立足於社會現實生活，沒有虛妄與怪誕，極少超自然的神話，描述的祭祀、宴飲、農事是周代社會經濟和禮樂文化的產物，對時政世風、戰爭徭役、婚姻愛情的敘寫。
展現的是周代政治狀況、社會生活、風俗民情，這壹“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精神傳統為後世所代代繼承和發揚。
二、抒情詩傳統
從《詩經》開始，抒情詩成為詩歌的主要形式之壹。
三、風雅與文學革新
《詩經》中關註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為屈原所繼承和發揚，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
後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精神。
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後的創作中，從宋代的陸遊延伸到清末的黃遵憲。
擴展資料
《詩經》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應用：
其壹，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
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壹個***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壹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並不在其本身，而在於“賦詩言誌”。
想言什麽誌，則引什麽詩，詩為誌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麽，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誌。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壹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賦詩言誌的另壹方面功用表現，切合了《詩經》的文學功能，是真正的“詩言誌”——反映與表現了對文學作用與社會意義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在早期階段的雛形。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等。
詩歌作者是認識到了其作詩的目的與態度的，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從而達到歌頌、贊美、勸諫、諷刺的目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賦詩言誌，也是使賦詩言誌真正切合《詩經》的文學功能及其文學批評作用。
《詩經》社會功用的另壹方面，是社會（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性、治國經邦——這是《詩經》編集的宗旨之壹，也是《詩經》產生其時及其後壹些士大夫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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