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前後期詩風對比?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是中唐傑出的現實主義大詩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兩類體現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這兩類詩其實也是他前後期作品的代表。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大異，也就是說白居易晚期詩風較之前期發生了巨大改變。
他的前期作品為勞動人民的痛苦而呼籲，同時對於壓迫和剝削人民的統治階級予以譴責。其詩歌目的只有壹個，即“補察時政”。按照這種指導思想，他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眾疾苦的諷喻詩。但晚期他把寫作重點轉移到身邊瑣事上，寫下了大量吟詠個人閑適情懷，甚至表現自己沈緬酒色的詩作。其時之詩多“稱心而出，隨筆抒寫”，從內容到形式都是淺之又淺、俗之又俗。蘇軾說“元輕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謂白之俗，主要就表現在這裏。?白居易生於唐代宗大歷七年，他在青年時代刻苦讀書，終於靠科舉走上仕途。元和三年與五年，授左拾遺、充翰林學士。這壹時期是他政治熱情最高時，“有翎必規，有違必諫”(《初授拾遺獻書》)，屢次上書，指陳時政。與此同時，他還創作了大量諷喻詩，鋒芒所向，權豪貴近為之色變。也正因為此，他招來權貴的仇恨、皇帝的疏遠，幾經貶謫。元和六年，因母喪而回鄉守制，他的愛女金鑾子也在這壹年夭折。生活環境的改變，使白居易有余暇對往昔的作為和整個人生進行認真的思考，他心中早就存在著的佛老思想逐漸占了上風，對政治的熱情開始減退。元和十年，因為所謂的越職言事以及壹些莫須有的罪名，被貶為江州司馬。這次被貶讓他痛徹心扉，並成為他詩風明顯轉變的契機。他重新審視險惡至極的政治鬥爭，決計急流勇退，避禍遠害，走“獨善其身”的道路。從元和十三年起，他開始平步青雲，節節高升。武宗會昌二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閑居洛陽，自號“香山居士”。會昌六年卒，年七十五。?
晚期詩風形成與時代的關系
要談白居易晚期詩風的形成，必須要聯系當時的整個時代。唐朝自安史之亂後，中央政權日見削弱，藩鎮擁兵割據，各霸壹方。宦官掌握禁軍大權，無惡不作。統治階級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加緊對人民的殘酷剝削，階級矛盾更加尖銳。?
我們知道，白居易本是希望通過諷諫來改革弊政的，但無論是諫書還是諫詩，都不僅不能奏效，反而招來罪責。他的寄希望於皇帝納諫以革弊政的理想在現實面前幻滅了。白居易的詩歌諷喻說夭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現淡泊平和、閑逸悠然情調的閑適詩。這就是白居易晚期詩風的代表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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