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浙江頻道11月23日電 （《浙江經濟》雜誌/張佑林） 現代社會，區域傳統文化對經濟發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現代工業社會與傳統農業經濟對人力資源的要求具有本質上的差別。壹般來說，傳統的小農經濟要求的是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只要做到循規蹈矩就行；而現代工業社會要求的是具有創新意識的人力資本和企業家，沒有創新意識要想在市場競爭社會立足簡直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國的現代化實踐經驗也表明，現代經濟增長或工業化，首先離不開人的思想觀念的更新或人的現代化。經濟學家英格爾曾經尖銳地指出：“當今任何壹個國家，如果它的國民不經歷這樣壹個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現代性的轉變，僅僅依賴外國的援助、先進技術和民主制度的引進，都不能成功地使其從壹個落後國家跨入自身擁有持續發展能力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
在現代社會，傳統文化影響經濟發展的路徑是：傳統文化對工業化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影響人的觀念進而實現的。傳統文化通過其長期積習而成的觀念，對生活在本區域內的人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稟賦的人群。而這些具有不同文化稟賦的人群，適應現代經濟的能力是不壹樣的，這也就決定了各區域的經濟選擇是不壹樣的，進而決定了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
壹、浙江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及其與現代經濟的兼容性分析
按照筆者的觀點，從人文地理學出發，可將中國文化劃分為"中原傳統農業文化區"和"東南功利文化區"兩大部分。中原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源地和傳播中心，其輻射範圍遍及中西部廣大地區。由於深居內陸地區，自古以來，這裏壹直是以農耕經濟為主，小農思想根深蒂固，人們的觀念保守。這種傳統文化所以抵制現代化，不僅因為它是壹種僵化的價值觀念、思維定式，制約著人們思想什麽，怎樣思想，而且還因為它是壹種生活習慣、行為模式，制約著人們去做什麽，怎樣去做。在它的長期熏陶和習慣作用下，壹切與之不符的說法和做法、倡導和實踐，都是不自然的，都是可疑的，甚至都是邪惡的，要麽受到溫柔的冷遇，要麽受到嚴厲的封殺。這種思維機制使人們思想僵化，觀念保守，不思進取，害怕創新。
"東南功利文化區"主要集中在我國東南沿海壹帶，其主體構成是吳越文化，其範圍包括江浙及其附近地區。遠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這裏就有了河姆渡文化和良諸文化。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文化獨具異彩。自唐宋以來，隨著我國的經濟政治中心從黃河流域轉向江南，文化中心也隨之移向吳越，其間經過了吳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以來，東部沿海壹帶壹直受到西方工業文明的熏陶，形成了本地文化與西洋文化的廣泛交流，吳越文化終於從傳統的農業文化，轉化為商業氣息濃厚的商業文化，並在我國各文化副區中冠領群雄，水平最高。
吳越文化從縱向上看，是在傳統與現代的反復碰撞中發展的；從橫向上看，吳越處在我國傳統的大陸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兩大板塊的交鋒地帶，這就使得其文化具有海陸兩種成分，並進而發展成傳統的倫理本位主義與現實功利主義兩種性質的交流和融合。
作為吳越文化的主要構成部分，浙江文化除了擁有"東南功利文化區"的基本因素外，還有自己的獨特性。浙江地處我國東南沿海，素稱"文物之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為主體的區別於其他地區的文化特色。浙江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現在：第壹，具有鮮明的"善進取，急圖利"的功利主義色彩。第二，具有"富於冒險、開拓進取"的海派文化傳統。這主要是因為傍海而居、出海而航的生活生產環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頑強的生命力和開拓冒險的精神。第三，具有濃厚的工商文化傳統。浙江文化自春秋戰國範蠡大夫棄政從商以來，就形成了蓬勃的尚利文化，"工商皆本"的思想幾乎是自始至終壹以貫之的。第四，具有"崇尚柔慧，厚於滋味"的人文情懷。江浙文化尊重人欲，重視家庭和家族的血緣親情關系，這與"存天理，滅人欲"的儒家文化導向很不壹樣。由此可見，浙江文化與我國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區別的。
浙江文化具有內生的創新冒險精神，其總體特征可以歸納為八個字：“勇於創新，註重功利”。創新冒險精神是浙江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機和創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義和自然人性觀構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觀基礎。浙江人講究實際、註重功利的價值取向，構成了浙江人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自主創新、敢為天下先的思維品格，構成了浙江人在經濟改革中致力於制度創新，實現體制外增長的精神動力；善於經營、富於機變的文化性格，賦予浙江人在適應市場機制中勝人壹籌的素質和優勢。
浙江文化蘊涵的自主創新精神與現代經濟具有內在的兼容性，它對浙江企業家階層的形成具有內源性的影響。正是這些潛藏在浙江人意識深處的獨特的傳統文化精神和價值取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復蘇，造就了大批具有創新精神的民間企業家，使浙江大地在改革開放之後很短的時間內，湧現出成千上萬的農民企業家，從而為民營工業的發展做好了人力資本方面的準備。以浙江溫州為例，溫州市總人口為600多萬，其中有200多萬人在辦企業或從事市場交易活動，足跡遍及世界各地，以至形成了“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溫州人”的說法，“溫州模式”的形成，正是溫州上百萬民間企業家勇於創新的傑作。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在大批企業家的主導下，形成了浙江“制度創新”的浪潮，從而推動了浙江工業化的進程。
二、浙江工業化道路的演進路徑：企業家主導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
從制度變遷的類型來看，主要包括兩種形式：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壹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與此相反，強制性制度變遷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並實行。誘致性制度變遷能否產生的關鍵是，必須有壹個新制度安排的“創造者”自發組織實施。從總體上看，壹個社會的制度變遷是否發生，不僅取決於參與制度創新主體對制度創新成本—收益或損益的主觀評價，而且取決於他們的判斷能力和適應效率，也即壹個社會只有存在壹個具有強烈的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群體時，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會發生並不斷持續下去。
從浙江工業化道路的實踐來看，其制度創新基本上可以說是壹種內生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即這種制度創新不是外部力量的強制作用，而主要是以企業家為主體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自願選擇，然後政府加以引導與規範的結果。筆者把這種內生於民間、通過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創新、最終實現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制度創新增長模式概括為："自下而上的內生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這種模式的動力來源於傳統文化和民間力量，其本質是壹種自發的和內生的經濟發展模式。其運行原理是：在市場競爭社會，具有創新精神的民間企業家，通過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途徑，不斷地模仿和創新，實現創造性的毀滅，最終推動了浙江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的實現。具體來說，這種自下而上的"浙江工業化模式"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首先，從工業化發動的主體看，這是由浙江成千上萬的企業家主導的。經過傳統商業文化長期熏陶的農民們，在改革開放後，不甘貧窮，勇於創新，勇於冒險，突破傳統農業的桎梏，依靠發展民間鄉村工業和相關產業，在其他人尚未覺悟的時候捷足先登，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的開拓者和先驅者。其次，從浙江工業化模式的演進路徑看，這是壹種誘致性的制度創新過程。誘致性制度創新的壹個前提，就是從事制度創新的主體必須具有強烈的自主創新精神，而這恰恰是浙江企業家的主要特點。改革開放後，浙江成為制度創新的"多發地區"，在每壹個新的歷史時期都會產生新的內容，接連不斷，始終走在全國的前列。浙江的制度創新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其中鄉村工業，專業市場，股份合作制、農民城、塊狀經濟等均為全國首創，這些形式現在已經成為其它地區仿效和學習的對象。再次，從浙江工業化道路的類型看，其特點是自下而上民間發動的工業化。浙江的工業化從地域看，是民間工業發展壯大並逐漸包圍城市工業的過程；從所有制結構看，是民營經濟、個體經濟逐漸成長並沖擊國有大工業的過程；從市場發展看，是農村的大批專業市場逐漸擠壓城市商品市場的過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看，是農村工業率先進入市場系統參與競爭，結果是農村地區反而先於發達的城市實現了體制轉型。
由此可見，浙江傳統文化通過對本區域人們長期的熏陶和潛移默化，在民間沈澱了壹大批具有創新開放意識的高素質人群。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他們掙脫了政治束縛，迅速轉化為具有創新精神的民間企業家。正是在他們的帶動下，形成了經濟活動中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浪潮，並最終推進了浙江區域經濟的成功轉型。
杭州地名多怪,如賣魚橋、米市街、莫衙營等。新來者莫能得其解，觀其名，與其所在相去甚遠矣，何以得此名？恐杭籍笈人亦不知也。
杭州地處江南，成市已久，歷為多代朝都。宋時，及至繁華，阜盛至鼎，由廟堂之高於市井之野，往來物盛，貿商發達。今之怪名多由宋而來。因其所集稱其名，如學士路、莫衙營，馬市街等。然時過境遷，千年已過，觀今[AD]之杭州，比這更為富貴繁華，而地名則已非其所指...
白居易蘇東坡是在杭州任職和嶽飛都不是杭州人
孫權 三國
嶽飛 現有嶽廟在北山路
段橋旁邊有個 蘇小小墓
章太炎 有章太炎紀念館
秋瑾 有秋瑾墓
都錦生 都錦生絲綢廠
胡雪巖 胡慶余堂
夏衍 夏衍故居
現代有胡兵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蘇軾）
蘇軾的“孤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夜泛西湖五絕》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底。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蔭裏白沙堤。白居易《錢塘湖春行》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楊萬裏《曉出靜慈寺送林子方》
春題湖上
（唐）白居易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峰圍繞水平鋪。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壹顆珠。
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
未能拋得杭州去，壹半勾留是此湖。
明代王瀛《蘇公堤》中“蔭濃煙柳藏鶯語，香散風花逐馬蹄”的詩句。
“西湖風景六條橋，壹株楊柳壹株桃。”
明代張寧《蘇堤春曉》詩道：“楊柳滿長堤，花明路不迷。畫船人未起，側枕聽鶯啼。”
南宋吳唯信《蘇堤清明即事》詩雲：“日暮笙歌收拾去，萬株楊柳屬流鶯。”
陸遊也有 “花滿蘇堤柳滿煙”的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