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葉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字希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官到參知政事（副宰相）。
範仲淹青少年時期，在日食兩餐冷粥的困境中堅持刻苦攻讀，甚至五年未嘗解衣就枕，這番艱苦生活的磨煉，使他後來始終能以清廉律已，關心人民疾苦，不忘“憂天下”的初誌。中年做官後，接連上書議論國事，譏切時弊。後得罪宰相呂夷簡，貶饒州。康定元年(1040)，邊事緊急，召為龍圖閣直學士，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防禦西夏。由於號令嚴明，訓練有方，又能團結當地羌人，戍邊數年，名重壹時，羌人尊呼為“龍圖老子”，西夏稱為“小範老子”，贊其腹中有數萬甲兵。慶歷三年(1043)，呂夷簡罷相，範仲淹參知政事。曾提出十條建議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頓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蔭官，引起腐朽官僚勢力的不滿，攻擊他引用朋黨，迫使離朝，“慶歷新政”即此結束。後於赴穎州途中病死。
範仲淹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他意識到宋初數十年來文章柔靡、風俗巧偽的危害，強調繼承歷史上進步的文學傳統，並推薦當代能堅持風雅比興傳統的好作品，自己的詩文也代表著文學創作中的進步方向。他的論說文旨在闡明民為邦本的重要性，議論風發，具有奪人的氣勢。《嶽陽樓記》是其傳頌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應立身行壹的準則，認為個人的榮辱升遷應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光”。全文記敘、寫景、抒情、議論融為壹體，動靜相生，明暗相襯，文詞簡約，音節和諧，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對比，成為雜記中的創調。詩歌方面，堅持風雅傳統，詩風古樸，有散文化及多議論的傾向，以《四民歌》為代表。詞存五首，《漁家傲》為其名作，寫戌邊生涯，以身許國的英雄氣慨及憂國思鄉的悲涼情懷表達得協和統壹，開拓了宋詞的表現領域。有《範文正公集》。
嶽陽樓始建於唐朝，到滕子京“重修嶽陽樓”，其間又幾經擴建，規模宏闊，氣勢壯觀，而且它又地處“銜遠山，吞長江”的洞庭湖濱，王象之《輿地紀勝·嶽州》引《嶽陽風土記》說：“嶽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廣。”自唐朝以來，就成為譽滿天下的名勝古跡了。嶽陽又為通往西南的必經要沖。唐、宋時代，朝廷貶官，大多遠謫西南。這樣，久負盛名的嶽陽，又有樓觀勝景，便成了歷代失意的官吏與詩人遊會登臨之所了。正如文中所說：“遷客騷人，多會於此。”這些文人才士，到此壹遊，觸景生情，能不援筆振辭、潑墨為文嗎？故爾，以嶽陽樓為題材的優秀詩文，當然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的。單是在唐代，自張說謫守嶽州建樓與賓朋酬唱以後，詩人李白、杜甫、孟浩然、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李商隱等等大家名流，就都曾到此，留下過題詠的名篇。
如今，範仲淹受友之拜托，為嶽陽樓作記，前有佳作熠熠，要想不為敗筆，範仲淹還要有相當的勇氣呢！李白就遇到過類似的情況，當他登到黃鶴樓上，美景喚起了他的詩興，使他又要吟出詩來。然而，他擡頭望了崔穎的《登黃鶴樓》，便慨然唱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只好斂平嘆之而去。像李白這樣的文學巨匠，對崔穎尚且退避三舍，而今範仲淹在“前人之述備矣”的景況下，來寫嶽陽樓記，的確不是壹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然而，他居然寫出來了，而且文章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藝術造詣，都能在千百篇寫嶽陽樓的詩文中，首屈壹指。他怎麽有這樣的神來之筆呢？原來，他不蹈前人窠臼，不拾他人牙慧，而是別開生面，另辟新境。
我們知道，範仲淹少時有大誌，雖吃粥度日，仍苦讀不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舉進士後，曾帶兵邊塞，屢建大功，西夏稱他“胸中有數萬甲兵”，相戒不敢犯邊。在朝廷中，他積極主張改革朝政，為當時著名的政治家。宋仁宗慶歷五年（1045年），因提倡改革被貶知鄧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是壹個銳意革新的有才能的人物，被人誣告“前在汪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宋史》卷三百三），於慶歷四年（1044）春天，降官知嶽州。作為壹個封建文人，遭到貶謫，不能不產生“去國懷鄉，憂讒畏譏”的憤懣、頹喪情緒。宋人周輝在《清波雜誌》中曾說：“放臣逐客，壹旦棄置遠外，其憂悲惟悼之嘆，發於詩作，持為酸楚。滕子京守巴陵，修嶽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憑欄大懶數場！”等樓修好後，他要痛哭幾場哪！範仲淹深知這位平素“尚氣，倜儻自任”（《宋史》卷三百三）的朋友的思想和性格，因此，擔心他鬧出事來，經常想勸慰他，卻壹直無此機會。現在，滕子京知嶽州，兩年時間，政績卓著，“乃重修嶽陽樓”，便馳書前往鄧州請範代筆，屬文以記勝。這樣壹來，範仲淹受朋友委托為嶽陽樓作記，就成了規箴知己的絕好機會，同時，自己也在遭貶中，亦有抒發自己理想之必要。於是範仲淹便把這篇文章的主題定為抒發自己的胸襟懷抱，達到規勸朋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