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鄉子·集句》
寒玉細凝膚。清歌壹曲倒金壺。冶葉倡條遍相識，凈如。豆蔻花梢二月初。
年少即須臾。芳時偷得醉工夫。羅帳細垂銀燭背，歡娛。豁得平生俊氣無。
“集句”的歷史追溯由來已久，始於西晉的詩歌，所謂集句，是指集輯前人的詩文成句以融匯成篇的壹種作詞手法。用這種手法所作的詞稱為集句詞，它是壹種特殊的詞體。作為壹種文學現象，集句滿足了人們的壹種特殊的審美需求，尤其在宋代經久不衰。
誰也想不到這首不著痕跡、盡得風流的集句詞，出自尚未弱冠的蘇軾之手。蘇軾時年19歲，剛剛迎娶了正值豆蔻年華的王弗為妻，彼時母親程氏夫人仍健在，蘇軾和王弗的姻親大事也是在她的壹手操辦下實現的。她為兒子擇取的妻子和她自己壹樣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善解人意，通情達理。
正處在人生上升階段的蘇軾，還沒來得及從京城向遠在故鄉的母親傳遞喜訊，反而從故鄉傳來了噩耗，程氏夫人因病逝世。蘇軾回憶起年少時母親的諄諄在耳的教誨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不禁悲從中來。父子三人星夜兼程，倉促離京。在蘇軾進京趕考的這段時間，家中只有母親和兩個兒媳婦守護在家，當蘇氏父子趕到之時，家中已是籬落破漏，房屋傾敗，壹片殘破，滿目荒涼。喪禮在舉家悲痛的氛圍中緩緩籌辦，蘇洵挑選了壹處名喚“老翁泉”的地方作為蘇家墳瑩之所，程氏夫人就安葬在了這裏，蘇洵逝世後也安息此地，故又稱之為“蘇老泉”。蘇洵對這位秀外慧中的妻子懷著誠摯的深情寫下了《祭亡妻文》：“我知母心，非官是好，要以文稱。昔余少年，遊蕩不學；我知子心，憂我泯滅。感嘆折節，以至今日……自子之逝，內失良朋。我歸舊廬，無有改移。魂虧未泯，不日來歸。”字裏行間充溢著連綿不絕的遺憾和悔恨，對妻子的純良品格和生前行止充滿了深沈的緬懷之情。
在儒教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封建社會，官員父母去世之後的丁憂制度在有條不紊地推進執行著，有明文規定應去職守喪二十七個月。
時光倏忽，守喪期滿。蘇洵在此之前，曾先後兩次接到朝廷詔令，詔他回京。蘇氏父子商量妥當後，決定舉家遷徙，此時已是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的秋天。此行有六人：蘇氏父子三人、蘇軾妻王弗、蘇轍妻史氏、剛出生不久的蘇軾長子蘇邁。和上次陸路進京不同，此次蘇氏壹家選擇了水路東進、陸路北上。水路途徑嘉州、瀘州、渝州、涪州、忠州、夔州、三峽、江陵，江陵後上岸經陸路北上抵達京城。
此行對於蘇氏壹家來說，所見所聞超乎想象。蘇軾、蘇轍二人在經歷過科舉錘煉和母喪悲痛之後，不再倨傲浮躁，也少了幾分緊張迷茫，更多的是持重與練達縈繞滿襟。可以相見，蘇軾佇立船頭，極目遠望，所思所想已不再簡單地局限於壹家壹城，他已然下定決心，將自己的壹腔熱血和滿腹才學交諸萬民社稷，有生所學必將如這快船乘風破浪，不畏艱險。事實上，他就是這樣做的。
“三蘇”壹路前行，沿途風光旖旎，難掩才情外溢，三人紛紛吟詩頌景，將途徑之地的美好盡收壹字壹句之中。自眉山至江陵凡壹百篇，匯編為《南行前集》，蘇軾為之作《敘》；自江陵至汴梁凡七十三篇，匯編為《南行後集》，蘇轍為之作《引》（今已亡佚不存）；前後兩集合稱為《南行集》。《南行集》是蘇氏父子唯壹壹部合著詩文集。值得惋惜的是，《南行集》自宋以後便已失傳，僅有蘇軾《東坡集》和蘇轍《欒城集》中可見蛛絲馬跡。《南行集》的價值是反映了北宋中葉的社會現狀，真實地再現了民生疾苦。如蘇轍曾在《竹枝歌》中寫道：“山深瘴暖霜露乾，夜長無衣猶苦寒”，讀來不免傷感，頗似白居易之《賣炭翁》中所訴說的“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蘇軾在《黃牛廟》中也寫道：“青芻半束長苦饑，仰看黃牛安可及！”他以壹種比興的手法較為隱秘地道出了世態之艱。除此之外，蘇洵晚年的思想狀態也由此集可見壹斑，如《題白帝廟》雲：“白帝有靈應自笑，諸公皆敗豈由兵”，縱觀歷代英雄，歷史成敗皆由天時地利人和所定，而非以個人意誌為轉移，這種發人深省的歷史沈思讓人不禁嘖嘖稱贊，感喟不已。葉夢得曾在《避暑詩話》中說道：“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這恰好契合了蘇洵晚年詩歌的風格特點。
蘇軾為《南行前集》所作之《敘》指出：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郁，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
蘇軾以壹種精煉扼要的語言形式極為準確地闡釋了“三蘇”的壹貫文藝主張，即文章應有為而作，不可為文而文；崇尚自然，但不推崇粗濫；純粹如玉，雕飾如錦，粗俗濫造之辭不可入詩。這種文藝思想既闡明了《南行集》的壹貫風格，也順應了當時的文壇希求新變的潮流，更是“三蘇”自始至終所秉持的創作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