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葉時道教和佛教興盛，莊園制進壹步發展，為遊俠、遊仙、隱逸和山水田園詩提供了條件。唐朝皇帝認定老子是始祖，提倡道教。高宗時就追尊他為玄元皇帝。玄宗更好道教，登基不久就下詔讓東、西二京及各州必置玄元皇帝廟，把《道德經》和《莊子》同儒家經典壹起列為士子必讀之書。天寶三年（744）又將天下林立的玄元廟改為紫極宮。他的兩個妹妹（西寧和玉真公主）和宰相李林甫的女兒，都以貴族身份出家當道士。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高如貴等著名道士都受到皇帝的優待。這樣，不僅使許多官僚士大夫崇道並與教徒關系密切，而且許多人幹脆出家修道。佛教到唐朝也深入士庶人家。唐中宗曾“令普寂（大照禪師）代神秀（禪宗北宗首領）統其法眾”。王維的家庭佛教氣氛非常濃厚。他母親是普寂的弟子，“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往山林”三十余年不懈怡。王維自幼受佛教思想熏陶。他名維，字摩詰，合起來就是佛經中壹位有名居士的名字。隨著唐朝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積累，土地兼並慢慢發展，逐漸促成莊園制盛行。唐代莊園有官莊、皇莊、官僚、地主莊園和道觀、佛寺莊園。莊園除莊宅及田地以外，還有果園、菜園、碾硙、車坊等，另有佃客和手工業者為莊園主生產生活必須品，壹個莊園成為壹個獨立的經濟單位。莊園制的發展，使政治上沒有找到出路，或厭倦於官場的知識分子過隱居生活提供了經濟基礎。他們住在莊園裏待價而沽，政治行情看好就出仕，否則就高臥，以創造更大的名聲。壹次，司馬承禎被召至皇宮，返回山寺時，盧藏用指著終南山說：“此中大有佳處。”司馬承禎不緊不慢地說：“以我之見，仕宦之捷徑耳。”點破了許多文人隱居的真實意圖。盧藏用召拜左拾遺，鄭普思征為秘書監，葉靜能成為國子祭酒，都是以隱居取得的。精神上的好道好佛以及莊園制的物質保障，使盛唐時代的山水田園詩極為繁勝。以王維和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崛起並形成繁榮局面，成為唐詩鼎盛的壹個方面。李白的許多遊仙詩、遊俠詩，也是這樣產生的。好道、好佛不僅使人向往山水、田園，而且還可以使他們暫時解下人格面具，放浪形骸，撫慰官場失意所帶來的痛苦。賀知章、李琎、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等被稱為“飲中八仙”，都是在這種風氣下大膽地以酒澆愁，並寫下作品的，甚至連杜甫這樣每飯不忘君的人，也敢於吟出“儒冠多誤身”的詩句。
開邊政策與國內戰爭，激發了文人名士的報國熱情，也促使他們深入思考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內蘊，雄豪闊大的邊塞詩和觸目驚心的戰爭詩，成為盛唐詩歌中另壹股滾滾洪濤。唐玄宗利用多年積贊下的財富“大攘四夷”，戰爭烽火隨時高舉。文人名士有的投入疆場效力，有的對戰爭大加評論，使邊塞詩和戰爭詩百花齊放。直接投入疆場效力的有岑參、高適等人。天寶八年（749年）岑參被高仙芝推薦為右威衛錄事參軍，充安西節度幕府掌書記。他從長安向西，過金城（半州）入河西走廓，越燕支山，經涼、甘、肅、瓜諸州，抵敦煌，再西出陽關，經羅布泊北行到達西州吐魯番，又經過銀山磧、鐵門關、抵安西都護治所龜茲（庫車）。他說：“萬裏奉王事，壹身無所求；也知塞垣苦，豈為妻子謀？！”“丈夫三十不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壹丈夫”。在軍隊中，他留下許多詩作。他的《白雪歌》、《走馬川行》、《輪臺歌》成為盛唐邊塞詩的絕唱。高適則隨哥舒翰在隴右節度使府服務，又隨其收復黃河九曲地區。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發生後，他還協同哥舒翰守衛過潼關。高適也有許多慷慨激昂的邊塞詩。雖然沒有打過仗但對戰爭橫加評論的有李白、王維、杜甫等人。僅以天寶年間為敘述：天寶六年（747年）玄宗命高仙芝率萬人越蔥嶺至特勒滿川擊吐蕃，命王忠嗣以數萬人強攻石堡城。李白寫下《戰城南》，痛斥朝廷窮兵黷武，把士卒當螻蟻的行為。天寶八年（749年）哥舒翰以63000人死亡的代價，攻下僅有數百人守衛的石堡城，被封為禦史大夫，李白又憤恨地譴責他“西屠古堡取紫袍”。天寶十年（751年）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征南詔，大敗，死六萬人；高仙芝征大食，大敗，三萬人全部死亡；安祿山征契丹，大敗，六萬人全軍覆沒。天寶十壹年（752）朝廷又征大兵北擊契丹、南攻南詔，但“人聞雲南多瘴，未戰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便派禦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子。對此，李白寫下《古風》之三十四，杜甫寫下《兵車行》以譴責，高適卻以《李雲南征蠻詩》對這場戰爭大加贊美，歌頌備至。天寶十二年（753年）五月，哥舒翰大敗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是時中國強勵，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裏，閭閻相望，壘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被李白批評過的哥舒翰在這又受到高適和王維的表揚。高適寫下《自武威赴臨洮謁大夫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王維寫下《送高判官赴河西序》，把哥舒翰描寫得雄姿武威，獨步當時。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發生，叛軍半年內就攻進首都長安，玄宗連給百官的招呼都來不及打，就匆匆逃到四川。在此次戰亂中，杜甫又完成了《悲青阪》、《悲陳陶》、《三吏》、《三別》等壹系列被稱為“詩史”的作品。上述邊塞詩和戰爭評論詩，有的蒼涼悲壯，有的雄豪奔放，有的滿含怨氣，有的暗隱心事，它們組成威武的軍事進行曲，給鼎盛的唐詩註入強烈的陽剛之氣，使盛唐詩壇呈現為五彩繽紛的繁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