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居香山，自號香山居士，曾任太子少傅。後人因此稱“白香山”、“白傅”、“白太傅”。祖籍太原。後遷下邦（今陜西渭南縣）。他出身於壹個小官僚家庭，世敦儒業，祖父、父親皆以明經出身。10多歲時，因避戰亂，只身漂泊江南。他讀書勤奮，29歲中進士，32歲又以“拔萃”登科，初仕校書郎。35歲復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以第四等入選，授官盩厔室尉。此時，寫了膾炙人口的《長恨歌》，和反映農民困苦的《觀刈麥》等詩。不久入翰林學士。又做3年左拾遺。白居易躊躇滿誌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白居易面對社會現實，深感有“為民請命”的責任，而最高統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覺得有此可能。於是，發出了“丈夫貴兼濟，豈獨善壹身”的呼喊，為了實現自己的宏願，不怕犧牲，不計個人得失“正色摧強禦，剛腸嫉喔咿。常憎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這不僅是白居易的政治態度，也是他的文學創作態度。當校書郎秩滿時，他“閉門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寫成《策林》75篇，提出人民貧困的原因是“官吏之縱欲”、“君上之不能節儉”、“財產不均，貧富相並”。他要求統治者“以天下之心為心”。“以百姓之欲為欲”。建議“立采詩之官，開諷諫之道”。在任左拾遺期間，壹方面履行諫官職責“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壹方面利用詩歌配合鬥爭，“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秦中吟》和《新樂府》等許多諷諭詩像利劍壹樣射向黑暗的現實，刺痛了權豪們的心，使他們“變色”、“扼腕”、“切齒”。然而白居易卻“不懼權豪怒”。不懼權豪怒終受權豪害。元和十年（815）盜殺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認為是有史以來的“國辱”，首先上書請捕賊，權貴們怒其越職奏事，造謠中傷，借機將他貶為江州司馬。白居易心中明白：“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
被貶之後的白居易“換盡舊心腸”，雖然寫出《琵琶行》和《與元九書》，唱出“不分氣從歌裏發，無明心向酒邊生”的微辭，但是人生態度已轉向消極。隨著政治環境日益險惡，逐漸滋長了佛、道思想。他把儒家的“樂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糅合在壹起，作為明哲保身的法寶。他悔恨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力求“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白居易沈默了，“世事從今口不言”。他認為“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為避牛李黨爭之禍，他采取中隱之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為隱。於是力求外任。任杭州、蘇州刺史之後，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在洛陽度過人生的最後18年。在消極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寫了大量的“閑適詩”、“感傷詩”。“諷諭詩”雖然不寫了，在不觸怒權豪而又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白居易為百姓辦了許多實事。在杭州築堤浚井，至今尚有白堤在西湖。在蘇州，蘇州人民對他感情深厚，離任之日，“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在洛陽“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饑凍聲”。會昌六年八月，白居易病逝於洛陽，葬於洛陽龍門山。
白居易是繼社甫之後，傑出的現實主義偉大詩人。他的獨特貢獻就在於總結中國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現實主義詩歌理論。指導了新樂府運動的開展。《與元九書》便是全面、系統、有力地宣傳現實主義、批判形式主義的宣言書。
白居易響亮地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口號。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肩負起“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政治使命。他指出，要寫做出為政治服務的詩，就必須關心政治，主動從現實生活中吸取創作泉源。他強調詩的教育作用和社會功能。“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白居易強調詩歌內容和形式的統壹，主張形式必須服從內容，為內容服務。
白居易在這種詩歌理論的指導下，寫了1300多首詩歌，是唐代詩人中創作最多的壹個。白居易曾將自己51歲以前寫的詩編為四類：壹諷諭、二閑適、三感傷、四雜律。其中最有價值的是諷諭詩。這些諷諭詩，是和他兼濟天下的政治抱負相壹致的，也是他現實主義詩論的具體實踐。其中《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傑作，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現實性。
諷諭詩從“惟歌生民病”出發，廣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並表示極大的同情。《觀刈麥》寫農民“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苦，“家田輸稅盡”，不得不撿麥穗充饑的清貧，“自愧”不勞而食。《采地黃花》寫農民“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嗷嗷萬族中，惟農最苦辛”。白居易在《杜陵叟》詩中為農民怒吼：“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白居易關心農民疾苦也關註婦女的命運。寫《井底引銀瓶》、《母別子》、《後宮詞》、《請揀放後宮內人》、《上陽白發人》發出“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的呼喊。白居易深知人民的疾苦是由於“壹人荒樂萬人愁”造成的，因此，在諷諭詩中揭露統治階級的“荒樂”和弊政。《贈友》、《重賦》揭露兩稅真相，“斂索無冬春”，控訴“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的強盜統治。其中“宮市”是中唐的壹大弊政。以皇室購物為名，“實奪之”。少有人敢過問，白居易寫《賣炭翁》標明“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壹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壹車炭，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壹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
詩中“黃衣使者”和“宮使”都指宦官。雖不發議論，更不見諷刺之辭，但是，是非愛憎見於敘事之中，寫法獨特。白居易關心時政，更熱愛國家。《西涼伎》通過老兵的口說出國境日蹙的軍事形勢。
白居易的諷諭詩，主題明確，集中專壹。壹首詩集中寫壹件事，效法《詩經》作法，以詩的首句為題，在題下用小序註明詩的美刺目的，惟恐人不知其旨，“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誌。”在刻畫人物形象方面，采用外貌、心理等細節深化主題。《賣炭翁》寫善良辛勞的炭工外貌、心理，十分生動、感人。白居易還善於用對比的手法反映社會矛盾，夾敘夾議，給人以強烈的感官沖擊。用通俗化的語言，平易近人，婦孺皆能成誦，因此，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