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研究詞學的人，根據各自的體會，對於詩余，有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也展開了論辨。 俞彥《愛園詞話》雲：
詞何以名詩余？詩亡然後詞作，故曰余也。非詩亡，所以歌詠詩者亡也，詞亡然後南北曲作。非飼亡，所以歌詠詞者亡也。謂詩余興而樂府亡，南北曲興而詩余亡者，否也。
這壹段話，意義是可以了解的，但語文邏輯卻大謬。既然肯定了“詩亡然後詞作”、“詞亡然後南北曲作”，為什麽立刻就自己否定了這樣提法，說是“非詩亡”、“非詞亡”呢？既然亡的是“所以歌詠詩者”和“所以歌詠詞者”又何必先肯定“詩亡”和“詞亡”呢？
俞氏之意，以為詩本該是可以歌詠的，到後來，詩亡失其歌詠的功能，於是有詞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詞而不歌詠詩了。所以說詞是詩之余。再後，詞也亡失其歌詠的功能，於是南北曲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南北曲而不歌詠詞了。但是，在這裏，俞氏卻不說南北曲是詞之余。他以為可以歌詠的詩歌，都是樂府。詩在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詩到了不能歌詠的時候，詩還是詩，但已不是樂府了。因此他說：不是詩亡，而只是詩亡失了它的樂府功能。詞（詩余）在它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所以不能說“詩余興而樂府亡”。同樣，南北曲興起之後，詩余只是亡失了它的樂能，故不能說是“詩余亡”了。
探索俞氏這段話的意味，實際上他以為詩與詞都是樂府之余，但是他卻說“詩亡然後詞作，故日余也。”這個“余”字的意義和作用，仍然沒有解釋清楚。 陳仁錫序《草堂詩余四集》雲：
侍者，余也。無余無詩，詩易余哉？東海何子曰：‘詩余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元聲在，則為法省而易諧；人氣乖，則用法嚴而難葉。’余讀而韙之。及又曰：“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缺而後有詩余，詩余廢而後有歌曲。……凡詩皆余，凡余皆詩。余何知詩，蓋言其余而已矣。
東海何子，指華亭（今松江縣）何良俊，這些話見於武陵逸史本《草堂詩余》，陳氏引用來解釋“詩余”。何氏之意謂詞出於古樂府，而古樂府則出於詩三百篇。因此，“詩余”的意義是詩三百篇的緒余。這個“詩”字應當理解為《詩經》。陳氏推演何氏之說，得出兩句非常晦澀的話：“詩者，余也。無余無詩。”意謂後世壹切詩歌，都是《詩經》的余波別派，詩三百篇如果沒有余波別派，則後世無詩歌了。所以，“凡詩皆余，凡余皆詩”。凡是壹切後世詩歌，都是《詩經》的余波，凡是繼承《詩經》的作品，都是詩。最後，他說：“余何知詩，蓋言其徐而已矣。”這個“詩”字，又是指《詩經》的，他自謙不懂得《詩經》，只能談談《詩經》的余波——詞——而已。
這壹段序文中用“詩”字有不同的涵義，以致晦澀難解，明代文人，就喜歡寫這種“惡劄”。同書又有壹篇秦士奇的序文雲：
自三百而後，凡詩皆余也，即謂騷賦為詩之余，樂府為騷賦之余，填詞為樂府之余，聲歌為填詞之余，遞屬而下，至聲歌亦詩之余，轉屬而上，亦詩而余聲歌。即以聲歌、填詞、樂府，謂凡余皆詩可也。
此文也是發揮何良俊、陳仁錫的意見，以詞為《詩經》之余。“聲歌”即指南北曲。 吳寧作《榕園詞韻》，其《發凡》第壹條雲：
詞肇於唐，盛於宋，溯其體制，則梁武帝 《江南弄》 ，沈隱侯《六憶》已開其漸。 詩變為詞， 目為詩余，烏得議其非通論？屈子《離騷》名詞，漢武帝《秋風》，陶靖節《歸去來》亦名詞，以詞命名，從來久矣。由今言之，金元以還南北曲皆以詞名，或系南北，或竟稱詞。詞，所同也；詩余，所獨也。顧世稱詩余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詩余為安。是編仍號《詞韻》，從沈去矜氏舊也。
吳氏以為詞出於齊梁宮體詩，足當詩余之稱。又以詞為通名，凡楚詞、六歌詞、南北曲，皆可稱為詞，則無以區別於《花間》、《草堂》形式的詞。因此，他主張以“詩余”為詞的正名庶幾專指這壹種文學形式。但是，吳氏雖持此觀點，而他的書還不便改名《詩余韻》，因為他這部書是在沈去矜《詞韻》的基礎上改訂的。
按：屈宋楚辭、漢武、陶潛的歌賦，在文學史上，向來用“辭”字，而不用“詞”字。“辭”為文體專名，而“詞”則為通名，如歌詞、曲詞等。宋元以後，才有人把“楚辭”寫成“楚詞”，南北曲在金元間雖然亦稱為詞，但至明清間己逐漸稱之為曲。故“詞”字的涵義，在宋代則正在由通名演變為專名，到元明以後，則已固定下來，自成為壹種文學形式的正名，不會與楚、漢、金、元辭曲相混。吳氏主張以“詩余”為詞的正名，我們暫且不必討論其當否，從他所說“詩變為詞，曰為詩余，烏得議其非通論？”這句話看來，可知他是針對汪森而說的。汪氏把詩和樂府分為兩個系統，他以為詞源於樂府，故否定其為“詩余”，吳氏以為詞是從詩衍變而成的，故應當名為“詩余”；但是他所舉的《江南弄》、《六憶》等卻是齊梁樂府，可知他關於樂府與詩的概念是混淆的。 清初，汪森序《詞綜》雲：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千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壹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 《短蕭饒歌》 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於六代，《江南》、《采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即變為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為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為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鏢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為詞，以詞為詩之余，殆非通論矣。
此文觀念，較為明白。汪氏以為詞的特征有二：其形式為長短句，其作用為樂府歌辭。以這兩個特征為標準：以求索於文學史，則《南鳳》、《五千》、《周頌》、漢樂府，都具有這兩個特征，故以為詞之起源在古樂府。這意見與俞愛相同，不過俞氏只提出壹個特癥：有歌詠之道，而未直接提出樂府。至於“長短句”這個名詞的意義，汪氏亦與元明以來許多人的見解壹樣。以為長短句只要句法參差不齊的詩，就是長短句。他似乎不知道唐人以七言句為長句，五言句為短句，所謂長短句，專指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詩體，古樂府雖有句法參差不齊的，還不能稱為長短句。
又汪氏以為唐人工七絕歌詩是詩，李白菩薩蠻等作是詞，二者既同時並行，故不能謂詞出於詩。這個觀點，亦有未妥。五七絕歌詩和菩薩蠻等詞的最初形式，在唐代同樣是樂府歌辭，沒有近體詩與詞的分界。以上兩點，是汪氏持論未精審處。 李調元作《雨村詞話》，其序言亦談到了詩余：
詞非詩之余，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壹篇，長短句屬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屬五；至《短蕭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弦，實皆古樂府也。詩先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體而後有近體，樂府即長短句，長短句即古詞也。故曰：詞非詩之余，乃詩之源也。
此文雖然好象完全抄襲汪森的文章，但結論卻不同。汪氏以古近體詩為壹個系統，古今樂府歌辭為另壹個系統；而李氏則以為今之詞即古之樂府，而古詩則導源於樂府，因此，詞非但不是詩之余，亦不是古樂府之余。因為詞本身即同於古樂府，而為詩之所從出，所以他的結論是詞“乃詩之源也”。基於這壹觀點，故李氏視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的歌詩，與李白的菩薩蠻等詞，同屬於古樂府，這又是和汪氏不同之處。 宋翔鳳《樂府余論》中亦有壹段詮釋“詩余”的話：
謂之詩徐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大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絕句之變格，為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斷句。後至十國時，遂競為長短句，自壹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壹變，則詞實詩之余，遂名之曰詩余。
作者以為詞是從唐人絕句演變而成，故應當名為詩余。他並不否定詞的樂府傳統，不過他認為詩變而後“樂府之體壹變”，這個觀點卻顛倒了。 蔣兆蘭《詞說》有壹段關於“詩余”的評論：
詩余壹名，以《草堂詩余》為最著，而誤人為最深。所以然者，詩家既已成名，而於是殘鱗剩爪，余之於詞；浮煙漲墨，余之於詞；詼嘲褻諢，余之於詞；忿戾謾罵，余之於詞，即無聊酬應，排悶解醛，莫不余之於詞。亦既以詞為穢墟，寄其余興，宜其去風雅曰遠，愈久而彌左也。此有明壹代詞學之蔽，成此者，升庵、鳳洲諸公，而致此者，實“詩余”二字有以誤之也。今亟宜正其名曰詞，萬不可以“詩余”二字自文淺陋，希圖塞責。
此文將“詩余”解釋為詩人之余興，幾不宜寫入詩中的材料，都寫在詞裏。於是詩保存其鳳雅的品格，而詞成為壹種庸俗文學。名之曰“詩余”，即反映了詞的品格卑下。蔣氏慨嘆於明詞之所以不振，由於明人對詞的認識不高，詞體不被尊重，詞鳳也就墮落。因此他反對“詩余”這個名稱，其意見恰與吳寧相反。 況周頤《蕙風詞話》對“詩余”作為另壹種解釋：
詩余之“憐”，作贏余之“余”解，唐人朝成壹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余於詩，故曰詩余。世俗之說，若以詞為詩之剩義，則誤解此“余”字矣。
況氏此義講詞的起源，仍用朱熹的“易泛聲為實字”之說，但他又說詞的“情文節奏，並皆有余於詩”，這就兼及到詞的思想內容了。他以為詞的內容、文辭、音樂性，都比詩為有羨余，所以名曰詩余。他以“詩之乘義”為誤解，這是針對蔣兆蘭而說的。 從楊用修以來，為“詩余”作的解釋，以上諸家可以作為代表。他們大多從詞的文體源流立論，承認“詩余”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於詩。不過其間又有區別，或以為源於二百篇之《詩》，或以為源於唐人近體詩，或以為源於絕句歌詩。不贊成“詩余”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於樂府，樂府可歌，詩不能歌，故詞是樂府之余，而不是詩之余。亦有采取折中調和論點的，以為詞雖然起源於古樂府，而古樂府實亦出於《詩》三百篇，因此，詞雖然可以名曰詩余，其繼承系統仍在古樂府。綜合這些論點，它們的不同意見在壹個“詩”字，對於“余”字的觀念卻是壹致的，都體會為余波別派的意義。
蔣兆蘭、況周頤兩家的解釋是新穎的。況氏對“詩”字的觀念還與宋翔鳳同，對 “余” 字的觀念卻是他的創見，不過他的解釋，恐怕很勉強，蔣氏把“詩余”解釋為“詩人之余興”，這就完全與文體源流的觀點沒有關系。
宋人著作中，雖然不見有正面解釋“詩余”的資料，但從壹些零言斷語中，卻可以發現不少意見，為蔣兆蘭理論的來源。《邵氏聞見後錄》有壹條雲：
晏叔原監穎昌府許田鎮時，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雲：“得新詞盈卷，蓋寸有余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損有余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
這裏所謂“有余之才”，本來並非專指倚聲填詞，不過贊美其才情富麗，但壹百年後，王稱為程地垓的《書舟詞》作序文，則雲：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處富貴之極，為靡麗之詞，其政事堂中舊客尚欲其損有余之才，豈未至之德者，晏叔原獨以詞名爾，他文則未傳也。至少遊，魯直則已兼之。
這顯然是誤解了韓少師的話。韓意乃規勸小晏要修德行，而不要逞文才。王氏卻解釋為小晏作詞之才有余，而作詩文之才不足。他以為“有余之才”指詞，“未至之德”指“他文”，這樣就反映了他的觀點是以詞為詩文之余事了。
黃庭堅序《小山詞》，亦說晏叔原之詞，乃“嬉弄於樂府之余，而寓以詩人之句法。”他把詞稱為“樂府之余”，又以為《小山詞》之不至於墮落到裏巷俗曲者，由於它們還有“詩人之句法。”因此，他在下文論定小晏的詞“可謂狎邪之人雅，豪士之鼓吹”。這裏可以見到黃庭堅論詞的觀念，他以為詞是樂府之余波，是裏巷俗曲，如果象晏叔原那樣用詩人之句法作詞，就可以化俗為雅，樂府是詞的形式，詩是詞的風格。這樣，“詩余”的意義，就已微露端倪了。 此後，有壹些資料可以合起來探索：
“公吟詠之余，溢為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羅泌跋歐陽修《近體樂府》）
“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余，作為歌詞，亦妙天下。”（關註題《石林詞》）
“竹坡先生少幕張右史而師之。稍長，從李姑溪遊。與之上下其議論，由是盡得前輩作文關紐，其大者固已掀揭漢唐，淩歷騷雅，燁然名壹世矣。至其嬉笑之余，溢為樂章，則清麗婉曲，是豈苦心刻意而為之者哉？”（孫兢序《竹坡長短句》）
“唐宋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凡漢魏。陳無已詩妙天下，以其余作詞，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陸遊跋《後山居上長短句》）
以上諸文，雖然都沒有直接提出“詩余”這個名詞，但是以作詞為詩人之余事，這壹觀念實已非常明顯。至於這個觀念之形成，亦有它的歷史傳統，孔仲尼說過：“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孔氏的教育目的，以培養人的德行為先，其次才是學文，故學文是德行的余事。到了唐代的韓愈，他是古文家，做古文也做詩，不過他說；“余事作詩人。”作詩成為學文的余事了。從此以後，詩人作詞，詞豈非詩人之余事麽？蔣兆蘭解釋“詩余”，與歷代諸家的解釋不同，他也沒有引證宋人這壹類言論，使人以為他是逞臆而談，為詞的地位卑落打抱下平。其實，我認為，他的解釋是有根據的，符合於宋人對詞的觀念的。“詩余”正是詩人之余事，或說余興亦可，並不是詩或樂府的余派。 現在可以弄清楚：在北宋時，已有了詞為“詩人之余事”的概念，但還沒有出現“詩余”這個名詞。南宋初，有人編詩集，把詞作附在後面，加上壹個類目，就稱為“詩余”，於是這個名詞出現了。但是，這時候，“詩余”還不是詞的“又名”，甚至，這個時候，連“詞”這個名詞也還沒有成立。只要看上文所引幾條資料中，凡講到詞這種文學形式的地方，邵伯溫稱“長短句”，黃庭堅稱“樂府之余”，羅泌、關註稱 “歌詞” ，孫兢稱“樂章”，陸遊稱“樂府詞”。惟有王偁的《書舟詞序》中稱“叔原獨以詞名爾”，這裏才用了“詞”字，但這個“詞”字還不是文學形式的名詞，而只是“歌詞”、“曲子詞”的省文。
再後壹些時間，書坊商人把名家詩文集中的“詩余”部分抄出，單獨刊行，於是就題其書名曰“某人詩余”，詞選集也就出現了《草堂詩余》、《群公詩余》等等書目。這時候，“詩余”二字還不能單獨用，其前面必須有主名，表明這是某人的“詩之余事”。整個南宋時期，沒有人把做壹首詞說成做壹首詩余。
直到明代，張蜒作詞譜，把他的書名題作《詩余圖譜》，從此以後，“詩余”才成為詞的別稱。從楊用修以來，絕大多數詞家，壹直把這個名詞解釋為詩體演變之余派，又從而紛爭不已，其實都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