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與詩經在體式上的***同點：《詩經》和《楚辭》均為民歌，且都為我國先秦時代最重要的詩歌著作，***同構成中國詩歌史的源頭，對我國後世詩歌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楚辭與詩經在體式上的不同點：它們壹個代表現實主義，壹個代表浪漫主義。《楚辭》較之《詩經》篇幅極長，句式也由四言為主變為長短不拘，參差錯落。
詩經的特點就在於它的平淡、自然與“寫實”，因此《詩經》可看作是“平民文學”。楚辭，無論是屈原的《離騷》還是宋玉的《九辯》，都是意境開闊、盡顯文采，且想象豐富、縱橫馳騁。
《楚辭》還有壹大特點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在表現手法上，楚辭繼承了詩經的賦比興，但在此基礎上做了重大開拓。辭家們往往寄情於物，托物寓情，使主觀之情與客觀之物融為壹體，創造出許多富於象征意味的藝術形象。
在《離騷》中，屈原筆下描繪的善鳥香草、惡禽臭物、靈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龍鸞鳳、飄風雲霓、高冠奇服、玉鸞瓊佩。
它們或配忠貞，或比讒佞，或媲君主，或譬賢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這些都已不再是作為喻體或借以起興之物的客體，而是融合了主體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為蘊含藝術趣味的意象了。
這突破了《詩經》以借物抒情為主要特征的比興手法的局限。這是壹種突破、壹種創新、壹種新的嘗試。在中國傳統詩歌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楚辭》是我國戰國後期屈原、宋玉等人創作的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的新詩體的專用名稱，即“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亦指西漢劉向輯錄的屈原、宋玉等人的詩歌總集。
楚辭是戰國後期形成於楚國的壹種新型詩體，是繼《詩經》之後出現在我國詩壇上的又壹詩歌高峰，楚辭的產生和形成與《詩經》不同，其有著古老的根源和復雜背景。
首先，楚國民歌是楚辭產生的直接源頭。楚國民歌與中原地區流行的民歌在音調、句式、韻律以及風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但是同楚辭有明顯的沿承關系，楚辭不過是擴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
而《詩經》原名“詩”或“詩三百”，戰國時被儒家尊為“六經”之壹，但並未被視為“經典”，漢設置“五經”博士，於是被官方推崇為儒家的“經典”之壹，故稱為《詩經》。
《詩經》中的作品本來都是要以由樂器伴奏演唱的樂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說："弦詩三百，歌詩三百。"它根據音樂的不同而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其中雅又分為大雅、小雅。
《詩經》中的三百零五首詩歌主要是由，周王朝在各諸侯國的協助下，於民間搜集的詩歌和貴族們為特定場合。如祭祖、宴客、出獵、房屋落成等典禮，以及為諷諫、頌美等目的而向君主進獻的詩組成的。
《詩經》是我國文學的光輝起點，它的出現以及它所達到的高度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使其在我國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
《楚辭》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藝術上的精美富麗深受世人的矚目，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堪稱典範，以至在其以後的詩歌發展史上，形成了壹個浪漫主義的藝術，表現與愛國主義的獻身精神相結合的優秀傳統。
《詩經》和《楚辭》所代表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詩歌傳統，對後來的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