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倆在壹九五六年二月參加《聖巴托爾夫評論》編輯部舉行的酒會上壹見鐘情，墜入愛河。普拉斯時年二十三，就讀於美國史密斯學院，獲富布萊特獎學金後赴劍橋大學深造。休斯時年二十五，正攻讀劍橋大學的碩士學位，主修英文和人類學，兼做玫瑰園丁打工，燈芯絨茄克衫口袋裏常塞著詩稿，走遍倫敦。壹九五六年六月，休斯和普拉斯結婚。幾年之後，他倆遷居美國，然後又回到倫敦。他倆常常旅行，從未安居壹處。由於雙方性格不合，短短六年的婚姻生活壹直處於磕磕碰碰之中，最後導致感情徹底破裂。休斯於壹九六二年下半年與阿西婭·魏韋爾（AssiaWevill）同居，丟下了普拉斯、兩歲的女兒和六個月的兒子。普拉斯受不了精神與生活上的雙重壓力，在休斯離開她數月之後，且在休斯辦理離婚手續的過程中用煤氣自殺身亡。但她生前決未料到自己不久將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偶像。約翰·伯吉斯說：
普拉斯寫詩直至壹九六三年去世為止，壹直運用不和諧的、有時病態的意象傳達戰後美國婦女孤獨的感情和普遍的無能為力。在七八十年代，她的作品被愈來愈多的人，尤其是女權主義者信以為真，於是她成了本世紀最暢銷的詩人之壹，成了死後的普利策獎獲得者。
從此休斯便成了眾矢之的，受盡抨擊，長達三十五年，直至他去世。普拉斯安葬在英格蘭東北部的約克郡，墓碑上刻有“西爾維婭·普拉斯·休斯”字樣，憎恨休斯的人憤怒地刮掉“休斯”這個姓，前後有六次之多。他種在墓地四周的水仙花球莖也被恨他的人挖掉。當他應邀去朗誦詩歌時，女權主義者集合起來，對他提出強烈的抗議，並且高呼“殺人犯”的口號。有壹次他去澳大利亞，遭到手舉標牌的示威者的聲討。有人甚至有壹次把休斯的稿紙堆在他住屋的幾個房間裏放火燒掉。壹批女權主義批評家、普拉斯研究者把休斯當做可憎的男性原型加以口誅筆伐。到目前為止，至少有五部同情女方譴責男方的普拉斯傳記面世，而休斯拒絕這些傳記作者的采訪，形成了他與傳記作者的對立狀態。英國著名詩人、詩評家阿爾弗雷德·阿爾瓦雷斯（1929— ）在普拉斯死後寫了壹篇回憶她的文章，登載在《觀察家》上，該文詳細描寫了她死前的悲慘處境，激起廣大讀者對她產生極大的同情和對休斯無比的憤恨。設法保護子女心靈免受傷害的休斯雖然強使阿爾瓦雷斯撤銷了對該文的連載，但已造成的影響再也消除不了。
休斯長期受到廣泛而深遠的敵視，從表面上看，至少有以下因素造成如此局面：
壹、他在兩個小孩幼小、普拉斯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拋妻卻雛而釀成悲劇，顯然在道義上大失人心。
二、休斯離開普拉斯之後，與他同居的另壹個女人阿西婭·魏韋爾在五年後也同樣采用煤氣自殺的方式結束了他們的關系，這對休斯的為人說明什麽？
三、七十年代出版的普拉斯日記和書信充滿了她對休斯的怨憤之情，休斯對此能作何解釋？
四、普拉斯的傳記作者們和評論家們對休斯及其姐姐奧爾溫·休斯不爽快地提供有關普拉斯的材料感到憤怒，總覺得他們在控制她的遺著和名聲。
五、隨著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家們痛惜普拉斯耀眼的詩才毀滅的悲慘命運，同時自然地遷怒於休斯的冷酷無情。但更深層次的原因也許如彼得·威爾遜（PeterWilson）所說，“七八十年代女權主義審美趣味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在每個女子悲劇後面尋找男性迫害者的需要”。何況這位悲劇女子是大名鼎鼎的自白派詩人，這就更增加了世人對休斯的憎恨。
休斯也有自知之明，打從普拉斯辭世以來，關於他與妻子在壹起生活的情況，他對愛好爆炒新聞的新聞界壹直保持自我保護性的沈默，壹來保住他英國紳士的體面，二來保護他的子女免受更大的心靈傷害，而且自己也避開痛苦感情的糾纏。盡管他的捍衛者們為他說話，認為普拉斯壹開始情緒就不穩定，在結婚前就有過自殺未遂的事件，而且是她把他趕出屋外，但他深知無論進行怎樣的辯解，自己總是處於被抨擊的地位，因為普拉斯之死畢竟與他離棄她息息相關。不過，斯蒂芬·格洛弗對此倒說出了壹些公道話，他說：
我們知道休斯和他的姐姐奧爾溫如何監督普拉斯的遺著出版，知道休斯如何銷毀普拉斯的壹本日記和禁止其他文章的發表。我們從認識他倆的人那裏聽到了他們對他倆婚姻的無數敘述。然而，我感到我根本沒有真正了解這些事實，對於我來說，他倆生活的內情和創作盎格魯—撒克遜史詩《貝奧武甫》的無名作者的生活情形同樣地模糊不清。現在有這方面的細節，太多的故事混淆真相，而不是澄清真相。根據某些敘述，普拉斯是壹個貪婪、挑釁、自私的魔鬼。根據其他人的敘述，她很討人喜歡，慷慨，可愛。至於休斯，他可能被說成是自負、暴躁和吹毛求疵的人，而不大可能被視為長期遭受精神痛苦、忠誠和壹絲不茍的人。其他的壹切關系難以知曉，但這不等於說我們並不想去了解他們。關於普拉斯和休斯的婚姻生活，有好幾部傳記和幾千篇文章。普拉斯以嚴厲的筆調寫的關於休斯的壹些詩行、她辭世的方式和休斯的努力辯白牢牢地加重了反對他的輿論分量。
在過去的三十五年裏，人們把休斯當做毫無心肝、男權主宰壹切的象征。但他不理睬壹切幹擾，幹他所要幹的事。作為桂冠詩人，他照常為國家的重大慶典寫詩，積極投身於環保運動。壹九九八年出版的《取自奧維德的故事》（Talesfrom Ovid）獲得了惠特布雷德最佳詩歌獎。與此同時，他默默地為出版普拉斯的著作校對和寫前言。他的確銷毀了普拉斯最後的壹本日記，理由是為了保護子女不受心靈傷害。如今他把她早期的日記與《生日信劄》同時出版。至於阿西婭·魏韋爾之死，至今無從深究。
休斯幾乎不接受采訪。他不相信新聞記者的公正性，認為新聞記者總是糾纏於他與普拉斯的關系上，幾乎不關心他生活中的其他壹切和他的作品；他認為保護個人的隱私，人皆如此。他在壹九九三年對少數他願意接受采訪的采訪者之壹的布萊克·莫裏森說：“記者在我的朗誦會上或其他公眾場合來到我跟前，問起他或她認為有價值的新聞時，十有八九是有‘爭議的’問題，觸及我私生活的問題。對他們來說，這是他們的工作，不得不這樣做。但對我而言，那意味著對我的公審。”當然，他同時也知道，保持沈默存在著被猜疑的危險。壹九八九年，在給安妮·史蒂文森（AnneStevenson）——他惟壹願意與之合作的普拉斯傳記作者——的壹封信中，休斯說：“我知道我的沈默似乎認可每壹個譴責和胡思亂想。總的來說，我喜歡如此，讓自己被拽到鬥牛場，被撩撥，被刺棒刺，被逼吐出我與西爾維婭生活在壹起的每個細節，以供千百個文學教授和研究生做更高級的消遣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除了懷有低級趣味的好奇心之外，什麽也感覺不到，不管他們如何道貌岸然，假裝專註於宗教信仰般的文學批評和對倫理的虔誠，他們的好奇心是屬於土裏土氣性質的，大眾喜愛的流血運動性質的。”他對持有偏見的文學界和新聞界的痛恨程度由此可見壹斑。在《言論自由》（《生日信劄》第八十四首）壹詩裏，休斯對以他和普拉斯不幸的婚姻為樂事的“壹些名作者……出版家們、博士們和教授們”進行了同樣辛辣的諷刺。但要與這麽多的文人學士論戰談何容易。保持沈默其實是他出於無奈的壹種策略。當然對他歪曲得太離譜的新聞報導或文章，他以寫信的方式，登在報上，以正視聽。例如，有壹個人誣陷他，說他在普拉斯安葬的當天晚上開歡樂的晚會，他公開進行了回擊。盡管如此，近年來外界對普拉斯的興趣有增無減，而作為普拉斯的丈夫及其遺著的法定版權執行人，休斯幾乎成了公眾攻擊的靶子。近年來常見到新聞報導，說好萊塢有興趣拍攝表現普拉斯壹生的電影。也許是休斯鑒於電影的巨大影響力，才在壹九九八年打破他的沈默，以詩的形式，把他與普拉斯這段大家長期為之爭論不休的婚姻生活昭告天下，以此向世人表明普拉斯是他年輕時的伴侶和愛妻，他是多麽愛憐她，多麽理解她扭曲的心靈。壹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休斯在給兩位德國譯者安德烈和羅伯特的信中終於道出了他發表《生日信劄》的初衷並敞開了掩閉數十年之久的心扉：
我不時地寫壹兩首這類詩，斷斷續續，長達二十多年，沒有想到發表。我的目的是找壹種很簡單、心理上天真而赤裸的語言，我與她交流思想感情可以說是直接的，無拘無束，無自我意識。在壹定程度上，我的確找到了那種親近的波長，壹首首詩成了生命的載體，使我要保存它們。這兒那兒明顯的“詩意”也許較濃，在表達上較省略，但凡詩的另外的品格——聲音的親切性不達到最高程度的篇章，我便不收進詩集。少數幾首幾乎並不直露的詩篇我並未去掉，多數詩篇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表現了高度的自衛性。我整個的著眼點是去除胸中的某些郁積——用親密的方式對她直接傾訴。這是壹種需要。這比我在二十五年之前壹下子卸下背上的重負好得多。事實上，我是在六月前才決定出版的……我試圖所做的壹切是脫光衣服，成為赤子，跋涉於其中。
休斯這封信的重要性在於它必定消除英美詩評家們對休斯發表《生日信劄》動機所做的不少不符合實際的猜測和臆斷。
《生日信劄》壹***八十八首詩，除了兩首之外，其余都談了他同普拉斯的關系。其中有多篇讀起來像是短篇小說，記錄了日復壹日的他倆生活中發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反映了夫妻之間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的不了情，其中清楚地講到他倆的初戀，求愛，結婚，生小孩，直到她三十歲時的自殺。詩集有多處對普拉斯著名自傳體小說《鐘罩》和著名詩集《愛麗爾》報以反響。讀者深入地閱讀下去時，會發現普拉斯不穩定的情緒威脅著這對戀人的愛情和她自己的生命，而休斯詩歌的調子也變得愈來愈悲涼淒愴。當妳讀著《死後的生命》，了解到休斯在普拉斯死後帶著兩個小孩上床而徹夜難眠時聽到狼嚎也感到安慰，難道不為之潸然淚下？世間傷懷事千萬種，精神創痛莫過於此。休斯以曲筆描寫動物與現代人的原始本能著稱於世，優美，含蓄，境遠而情高。然而，他在寫《生日信劄》時，幾乎用散文的筆法，淋漓盡致地向普拉斯傾吐衷腸！年復壹年，寫了二十五年之久，寄托他“斬不斷，理還亂”的相思情，無論其中夾雜的是愛是恨是怨還是悲。普拉斯對他來說，雖死猶生，她的形象在他眼前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真切。難怪倫敦大學的詩人賈森·威爾遜（JasonWilson）說，比起休斯通常的詩，《生日信劄》裏的詩結構松散，敘事成分多。寫信與敘事總是分不開的，但它給人以自然而親切的感覺。
包括普拉斯在內的美國自白派詩人以毫無顧忌地揭示自己的隱私而令世人矚目。如果用自白派詩美學衡量《生日信劄》的話，休斯不愧為偉大的自白派詩人。在該詩集出版以前，《泰晤士報》周末版已經連載，並且宣稱休斯的這些詩“確立了這位桂冠詩人作為英國文學中主要作家之壹的地位”，並且與“布萊克、濟慈、哈代和奧登”相提並論。休斯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究竟有沒有這麽高，有待進壹步的公論，但他作為二十世紀偉大的自白式悲劇詩人，恐怕誰也難以懷疑的了。牛津大學詩歌教授詹姆斯·芬頓（JamesFenton）對休斯在詩裏提供大量的信息（即自白成分）有高度的評價，他說：
有壹兩個詩人長期懷有雄心壯誌，寫壹首詩，引起讀者壹部分興趣的是內容。讀這首詩的人將去找出它傳達了什麽信息。休斯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功。大家被他的感受所吸引。內容本身不會保證詩的成功，但像這樣的內容沒有多大害處。引人註目的是他處理這種題材的力度。
只要不帶成見或偏見，誰都不會不感受到休斯在他的詩裏灌註了何等濃烈的痛苦感情，不少詩行熾熱得如同火山爆發時流淌的巖漿。有壹個名叫安德魯·莫興的英國詩人說，他讀《生日信劄》時覺得受到了晴天霹靂般的震撼，其感染力迅猛異常。曾使休斯惱火的阿爾瓦雷斯對該詩集作了客觀的評價，說：“這些詩給我的印象是：他沒有試圖重寫歷史，而是企圖捕捉曾經發生過的情景。”
休斯是條硬漢子，他壹直默默地頂住文學界和新聞界裏壹股褒普貶斯的浪潮。壹九九七年八月，他把《生日信劄》的手稿交給費伯出版社，只有費伯出版社社長喬安娜·麥克爾，主席馬修·埃文斯和詩歌編輯克裏斯托弗·裏德知道。他們根據他的意願，在出版前不做包裝式的宣傳，他也不寫前言或後記，不做必要的註解，但出版的第壹周就銷售了五萬冊。但他拒絕新聞采訪，而是讓作品本身直接與讀者見面。他把這花了他後半輩子心血的結晶題贈給將近不惑之年的子女，讓他們去判斷父母間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讓他們了解他們的父親這麽多年來所忍受的精神折磨和無處傾訴的苦惱。這顯然是休斯晚年最關心的事，也是他最後想還的未了心願。詩集的封面似花如火的抽象畫由他的女兒弗裏達所作。他生前決未料到他的這本詩集，在他去世兩個月之後，將名列暢銷書排行榜第五名（見《時代》雜誌壹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壹日暢銷書單）。到壹九九九年四月為止，《生日信劄》銷售已達十萬冊，為壹般詩集發行量的十倍。
講到底，休斯何嘗情願把這種清官難斷的家務事推向英美學術界和文學界，成為壹批教授、學者或詩人的熱門課題。有壹個普拉斯的傳記作者，名叫貝爾·利特爾約翰（BelLittlejohn），自稱是詩人，在普拉斯生前與她素未謀面，但就是憑了兩本研究普拉斯的專著而馳名國內外，不但獲得教授頭銜，而且成了普拉斯研究領域裏的權威。這位權威雖然壹直吃休斯的閉門羹，但仍樂此不疲。像利特爾約翰那樣靠研究普拉斯成名成家者在英美多的是，難怪休斯在《言論自由》裏痛斥那些“名作者”和“出版家們、博士們和教授們”，說他們嬉笑顏開，只有他和普拉斯笑不起來。看來這將是壹個永遠無法窮盡的課題，因為當事人普拉斯早已死了，無法對證，即使她還活著，她對現在為她引起的爭論恐怕也說不清道不明。利特爾約翰認為自己壹九六四年出版的普拉斯傳記被學術界和文學界公認為深入普拉斯心靈之作，其深入的程度，過去和今後的作者，甚至包括普拉斯本人，都不可能達到。這本傳記是不是好到空前絕後的地步，目前無法定論，但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想法在這件事上也不無道理。《生日信劄》的發表當然也不可能徹底澄清長達三十五年有爭議的事實。
不過，筆者作為另壹種文化語境裏的好事者，覺得英美學術界和文學界對休斯沒完沒了的苛責似有欠公允。休斯與普拉斯初戀時兩人都年輕，而且結合純屬偶然，毫無成熟的感情基礎，只憑青年人通常的沖動相愛，難怪休斯回想起來，自嘆這是命裏註定的不幸。就在他倆第壹次同居的第二天，普拉斯就去巴黎找她的舊情人裏查德·薩松。她那時把她所謂熱愛的休斯只不過當做她愛情的臨時代替品。這在她的日記裏有記載。休斯常有情人相伴，受到譴責，但普拉斯在婚後也有她不得體的行為。根據普拉斯傳記作者安妮·史蒂文森在《苦澀的名聲：西爾維婭·普拉斯的壹生》（BitterFame： A Life of Sylvia Plath， 1989）壹書裏透露，有壹位名叫裏查德·墨菲的詩人說，有壹次朋友們聚會，普拉斯當著休斯與另壹位朋友湯姆·金塞拉的面，在桌下偷偷地用她的腿摩擦墨菲的腿，挑逗他，但他不想也沒有破壞休斯的婚姻。在西方婚外戀多的是，當然不能因此而指責普拉斯。但有壹點很重要，普拉斯對墨菲說過，她不可能想像休斯或她會真正地與其他人結婚，誰也破壞不了她與休斯的婚姻，她感到無論從哪方面說，他們的結合是完美的。足見休斯是深愛著她的。誠然，普拉斯熱情奔放，聰明而可愛，然而她喜怒無常的脾氣比陰晴不定的天氣更難令人捉摸。例如，休斯有壹次在輪到他照料小孩而遲到了二十分鐘時，她居然怒砸他家祖傳的紅木桌子。壹九八二年，休斯在為普拉斯日記寫的前言中說：“雖然六年中我每天和她在壹起，每次離開她很少超過兩三個鐘頭，但我從不知道她對任何人顯露過她真正的自我。”伊恩·漢密爾頓由此斷定說：“《生日信劄》中這些未註明寫作日期的詩篇原來也許是休斯讀（普拉斯）日記時的劄記。也許他首次意識到他的亡妻有杜撰壹系列‘假自我’的能力：作為成績A的自我，作為戀人的自我，作為職業作家的自我，作為妻子的自我，等等。當休斯看出了這壹點時，女權主義傳記（作者）卻盲目地不願承認普拉斯根深蒂固的神經性不穩定，而這種神經性不穩定早在與休斯建立夫妻關系以前就存在了。”根據把普拉斯母親奧裏莉亞壹九七五年對普拉斯生平的敘述改編成劇本《家信》（LettersHome）的導演傑克·拉姆齊的看法，西爾維婭的精神疾患是她上大學時精神崩潰被電療的結果。拉姆齊還認為：“她曾經努力成為妻子、母親和作家。她視丈夫為她的偶像。”普拉斯在初戀休斯時曾給她的母親寫信，說休斯就是她理想中的情人。由此可見，普拉斯與休斯彼此間有愛有怨，有時愛恨交加，這本是世間的常事，可是為什麽偏偏要歸咎於休斯壹人？就這樁不幸的婚姻而言，普拉斯自殺是她的不幸，休斯為此終生含冤也是他的不幸，而當《生日信劄》藝術地再現他倆的不幸時，它便成了二十世紀英國悲劇詩的經典。
逝者如斯，而今“休斯與普拉斯的故事已成了文化神話之壹，通過這神話，我們主要的困境集中起來了。通過這類偶像人物，我們討論世界的性質和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