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欲知作家創作風格和創作內容形成的原因，必須從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個人經歷等方面來考察得知，我國古代文學創作理論中的“知人論世”的探討方法，為我們初步揭開了阮籍婉曲的詩風意蘊提供了基本的解讀方法。
阮籍生活的正始時期，朝代醞釀著更替的巨變，及司馬氏篡權之後，政治上極其嚴酷。傳統的儒教壹方面成為當權者借以“傳家”的T具，另壹方面變為殺人的武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同時，知識分子個性生命意識開始覺醒，他們鄙棄傳統的束縛人性自由的儒家道德規範，拒絕與世俗社會合作，紛紛做出了種種退守自我的姿態。與陶淵明退避山林不同，阮籍從來都將自己置身於朝市之中，以最接近於權貴的生活方式而存活，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均與當權者有著諸多瓜葛，受到庇護的同時威逼也最為深重。這樣，福禍交至的莫大恐懼和進退難舍的兩難生活使阮籍的生命形態，在壹種極端壓抑的環境中被扭曲，對此，我們可以在史書記載及其《詠懷詩》中求得證明。
司馬氏曾求婚於籍，籍無有拖詞。只能大醉六十日得免，阮的耽溺於飲酒，是其遠災避禍的保護傘，沈醉是其扭曲人格的外在表現，其內心何等清醒：籍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對之，見任情之士則以青眼，但其另壹個側面卻為“阮嗣宗口不論人過”欲加害阮籍的鐘會“數以時事問之”。而籍絕口不臧否人物，“皆以酣醉獲免”。愛憎分明的本質與任達放誕的性情，被委曲求全的苦心努力遮掩；籍作《達莊論》、《大人先生傳》猛烈地抨擊高官厚祿者的虛偽性、殘酷性。他鄙視司馬氏政權，以期求與無為“老”“莊”為伍，卻又萬般無奈地被卷入司馬氏廢除齊王芳的篡奪活動，封為關內侯，數月之後，才求為東平相。離開此是非之地，乞求高昂的清高雅韻與俯首低就世俗等而下之的汙穢行為，如此矛盾地***存於阮籍的壹身。以上種種前後不壹的表現，向我們展示了阮籍復雜的性格中表與裏的嚴重分裂。他的身上，表面的“偽”越大，內裏的“真”也就越真切地為之痛苦，這種扭曲與分裂，最終不斷地鍛造了阮籍那顆痛苦不堪、傷痕累累、充滿矛盾的心靈。
因為處境的艱難，他只能用隱蔽象征的語言來表達自己對於政治思想、生活態度及人生問題的思考。《詠懷詩》(三十壹)這樣寫道“壹日復壹夕，壹夕復壹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撓。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在詩中，阮籍為自己畫出了壹幅“心若懷冰，戰戰栗栗，束身修行，日慎壹日”的自畫像。生活在血雨腥風，機變百出的亂世，禍災隨時而至，在目睹當時名士如何晏、夏侯玄，尤其是好友稽康等被殘酷誅殺後，明智保身的困惑與摒棄世俗的本性矛盾地在阮籍內心消長沈浮，在文學的表達方式上，他不得不選擇含蓄、蘊藉、迂回、吞吐中渲泄自己分明的愛憎和激烈的情感方式。他的《詠懷詩》，正是他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平生遭際折射於文學中真實而必然的反映。
二
阮詩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難解之迷。其難解放然與作者復雜的情感淵源有關。但阮籍詩體中獨特的創作方法的運用更是使其撲朔迷離的重要因素。在詩歌的品評中，意象的運用是創作風格的重要顯現，客觀物象經過作者思想感情化合、點染之後，進入作品，往往成為其托寓思想感情的工具，同時也使作品的抒發具有了含蓄、深刻的情感內質，故研究阮詩中意象的含義，為我們破譯阮詩提供了重要方法。
著名學者袁行霈曾把意象分為五大類：“自然界的，如地理、動物、植物等；社會生活的，如戰爭、遊宦、漁獵、婚喪等：人類自身的，如四肢、五官、臟腑、心理等；人的創造物，如建築物、器物、服飾、城市等；人的虛構物如神仙、鬼怪、靈民、冥界等。”通觀阮《詠懷詩》，竟然發現這五類意象在阮詩中皆有運用，或臯蘭野草，或出門臨路，或揮袂撫琴，或仙人妃子，它們或獨自成為具足的情感象征，或相近、相異、相反地組合成彼此關聯的意象群，***同建構出復雜多變的語境內涵。如此繁多、復雜的意象交織在壹起，使詩篇呈現出含蓄蘊藉的風格，並為詩歌作品的解讀帶來朦朧感和不確定性。
自然界類意象中飛鳥意象是阮詩中出現次數最多、種類最復雜的意象，如象征高潔不群的賢士的“孤鴻號外野”、“孤鳥西北飛”、“雲間有玄鶴”、“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等等，它們往往與象征烏合之眾的在位小人的“朔鳥鳴北林”、“豈與鵓鸚遊”、“鳥鳶作息害”並列使用，通過兩種意象的強烈對比，充分表現了詩人超凡脫俗的情懷，以及不願與流俗妥協的決心，但這僅僅是他思想感情和人生態度的壹個側面，阮籍還從莊子《逍遙遊》中寧做大鵬的逍遙思想中看到反之亦然的東西。“寧做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鷽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在遁世避禍的路途中，與象征茍且偷安之人的黃雀齊飛，卻不願與象征高飛遠舉之士的黃鵠比翼堪為保身之策，在強大、嚴酷的現實面前，詩人寧願退縮自守以換取人生安全，進退的思考取舍中洞見出作家其思想內層的矛盾性及脆弱性。
史書記載阮常任意出遊，“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故在阮詩文中，社會生活類中“失路”與“登高”意象也成為阮詩中不斷出現的象征。如“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開軒臨四野，北望表山阿”，“失路”既是形而下的現實生活中的迷路，又是形而上的人生之路的迷失，生活中的迷路帶來茫然無措的困惑，而人生之路的迷失則因不可再得蘊含著悔之晚矣的巨大悲哀。“登高”之時，既可於禍患叢生的現實，暫作輕松的呼吸，又可於雲間高處重新審視現實，或洞察現實的陰暗、混濁，或在審視的愁苦中重新確立自己的人生坐標。生活在魏晉黑暗、衰亂的時代之中，人生充其量只是日暮途窮、無路可走，阮詩中屢屢再現的“登高”、“失路”意象，以壹種幽深而難以名狀的愁緒寄托了人生強大的孤獨感、壓迫感和幻滅感。這種個體的困惑，實在是現實無奈的註腳。
陸時雍在《詩鏡總論》中曾對阮籍《詠懷詩》(其壹)有過這樣的評價：“起何仿徨，結何寥落，詩之致在意象而已。”此評可謂壹語中的，阮詩委折深隱的形成的確與詩中意象的表達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