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杜甫，還有壹些詩人所寫的詩也被稱為“詩史”。
“借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漢末曹操善於向民歌學習，第壹個借樂府舊題來寫時事。如《蒿裏行》和《薤露行》本來是壹種雜言體的挽歌，他改為五言體，用來“傷時憫亂”，表現了當時軍閥混戰給老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蒿裏行》中所寫的“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壹，念之斷人腸。”完全是實有其事。明人評這些詩：“漢末實錄，直詩史也。”（明鐘惺《古詩歸》）
宋代大詩人陸遊，自稱“六十年間萬首詩”。他從事創作時間長，詩歌數量多，內容豐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反映時代的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像壹條紅線貫穿在全部詩歌之中。同時，陸詩的風格也接近杜甫，因而也獲得壹代“詩史”的美稱。名篇有《關山月》、《書憤》、《示兒》等。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是著名的民族英雄，又是傑出的愛國詩人。他的詩後期學習杜甫，多記述民族的苦難和自己戰鬥的歷程，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如《正氣歌》、《過零丁洋》、《金陵驛》等，歷來有“詩史”之譽。
與文天祥同時的汪元量，原是宮廷樂師，他以親身體驗，寫下很多紀實的詩篇。如《醉歌》十首，記錄南宋朝廷投降元軍的經過及降後情況；《湖州歌》九十八首，則頗為具體地敘述他隨南宋六宮被押北上去燕京的種種經歷；《越州歌》二十首，則記述元兵南下蹂躪南宋半壁河山的慘狀。當時詩人劉辰翁就稱汪元量的詩是宋亡的“詩史”。
明末清初著名詩人吳偉業，不少作品寫明清易代之際的時事，其中寄寓著身世興亡之感，也被稱為“詩史”。如《圓圓曲》通過陳圓圓的有關事跡來反映明朝滅亡的部分史實，《蘆洲行》等六首詩是仿杜甫的“三吏”、“三別”的，較為真實地表現了人民的苦難。
清朝末年的黃遵憲，字公度，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最傑出的詩人。他的詩“多記時事”（陳衍《石遺室詩話》），反映了當時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進北京等史實，有強烈的時代精神。如《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度遼將軍歌》等詩，及時而全面地反映地了甲午戰爭的過程，鞭撻了清王朝腐敗無能、不戰而敗的可恥行徑，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面目，表現了詩人的愛國主義激情。梁啟超曾對黃遵憲的詩作了高度評價，說：“公度之詩，詩史也。”（《飲冰室詩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