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ers’ LITERARY TRANSLATION:
A Practical Guide but Unnecessarily an Applicable MTI Textbook
壹、引言
克利福德·蘭德斯（Clifford E. Landers），美國新澤西城市大學榮譽教授，迄今出版葡譯英長篇小說15部和大量短篇小說，1999年獲美國翻譯協會（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葡萄牙語分會馬裏奧-費雷拉翻譯獎（Mário Ferreira Award）[1]，2004年獲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無韻文體翻譯獎（Prose Translation grant）[2]。
蘭德斯以其豐富的文學翻譯實踐經驗和體悟，於2001年撰寫出版《文學翻譯實用指南》（Literary Translation: A Practical Guide）（下稱《指南》）。該書獲得文學翻譯界諸多好評。中國大陸正值翻譯碩士專業（MTI）草創之際，於是將其遴選入“翻譯碩士專業（MTI）系列教材·筆譯實踐指南叢書”，並位居榜首。
該書以類似漫談的筆法，基於作者的經驗得失，結合具體案例，內容所及，大至簽訂翻譯合同小至打理翻譯工作臺，為壹般文學譯者或有誌於文學翻譯的讀者，展示了如何成為壹位成功文學譯者，如何有效解決翻譯過程中所遭遇的語言、文化結點甚至印刷錯誤等問題，如何從簽約到出版順利完成壹部文學譯著等方方面面事宜。
客觀地說，這是壹部迄今不可多得的文學翻譯指導性讀物，其寶貴經驗能幫助文學譯者少走不少彎路。但鑒於其論及文學翻譯具體問題的浮光掠影性，以及對文學翻譯某些問題認識的個人性等原因，筆者認為，它並不適合用作翻譯碩士教材。
二、內容簡述
《指南》由三大主要板塊構成：
第壹部分為“基礎篇”（The Fundamentals）。蘭德斯首先點明，“熱愛”乃是從事文學翻譯的根本內驅力，並闡明文學譯者不同於新聞記者、廣告人等文字人，文學翻譯不同於其它類別翻譯，以及文學譯品生命的有限性等獨有特性。然後，他談及文學譯者主打外語語種的選擇、翻譯選材、投稿方略、應對不良翻譯批評的方法、翻譯授權、翻譯流程等問題。作者還專辟壹節，現身說法，詳細向讀者展示自己做翻譯壹整天的活動，很有趣，也很有借鑒啟發意義。
第二部分“技巧篇”（Techniques of Translation）。這是全書的重心所在，內容涵蓋文學翻譯的作者導向與目的語讀者導向、文學翻譯的文化屬性、翻譯單位、語域與詞句選擇、筆調把握、文學翻譯的風格、文學翻譯中的註釋、方言處理、特定時代性詞匯空缺處理、雙關語翻譯、粗俗語及色情描寫翻譯、標題翻譯等問題，旁及文學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關系問題，也涉及詩歌、非小說類紀實文學、戲劇、兒童文學等文體翻譯，同時還言及印刷錯誤處理、間接翻譯、譯者與原作者的互動、修改定稿、投稿出版等相關議題[3]。
第三部分“運作篇”（The Working Translator）。內容論及文學譯者工具，如百科全書、詞典及其運用；開展翻譯工作的空間打理和日程安排；開展文學翻譯的必要開銷、翻譯稿酬定位等；翻譯合同簽訂及版權等相關事項。
本書體現出如下壹些特色：
壹是宏觀過程完備，涵蓋文學翻譯工作整個宏觀過程，如準備、選材、合同簽訂、翻譯具體操作、發表出版等。二是有許多可資借鑒的經驗，如文學翻譯參考資料選取（包括單語、雙語詞典；紙質、光盤、在線詞典；綜合百科全書）及其使用方法、疑難雜癥處理、翻譯中文化空缺因子的註釋方式、翻譯過程中向原作者討教的利弊得失、雙關語及方言等的翻譯與處理、粗褻語及色情描寫翻譯策略、翻譯改稿要求及方式、翻譯投稿方略等。三是有不少有見地之論，如文學翻譯是藝術，在本質上是主觀的（Pvi）[4]；文學翻譯是在實踐中做出來的（P13）；文學翻譯是兩種文化間的周旋（P72）；翻譯風格之存在勢在必然（P91）；標題/書名翻譯應切題、搶眼、好記，並能激起讀者好奇心（P143）等。
三、意見陳述
由上觀之，《指南》壹書非常豐富，也很具有實用性。不過，該書在理論結構、文學翻譯理論認識等方面，卻存在著諸多不足和偏頗。這裏簡要予以總結陳述，以供感興趣的同道討論和指正。
1、理論不系統，欠深入
雖然《指南》第二部分“技巧篇”涵蓋甚廣，但若以教材的要求審視之，其明顯不足是理論不系統，論述欠深入。
其理論不系統表現之壹，是文學翻譯基本問題涵蓋不周。諸如文學翻譯的本質論、意義論、審美論、主體論、風格論、方法論、過程論、翻譯批評等核心議題，作者並沒有給讀者壹個系統的提煉和討論。而其中有的核心議題雖稍有涉及，卻零敲碎打，表現為很重的感悟性，論述不深入。如關於文學翻譯本質，作者在“前言”裏有提到文學翻譯是藝術，在“技巧篇”裏有談到文學翻譯的文化性；關於文學翻譯的風格，作者於“技巧篇”的“翻譯中的風格”（Style in translation）中有相對專門的討論，但就譯者風格之成因，作者主要限於翻譯決策與取舍的習慣性，卻未能從語言與創作的特性剖析；關於文學翻譯的方法論，在“技巧篇”的“動筆前的決策”（Decisions at the outset）中只簡要談及原作者導向/譯文讀者導向、翻譯單位、改編等；關於翻譯批評，作者在“基礎篇”裏更多只是以戲謔的筆調談到如何應對負面批評（bad reviews）；至於文學翻譯過程，蘭德斯也基本止於宏觀層面，於微觀的有助於直接指導譯者如何下筆的源文分析解讀、轉換、譯文再生的過程，除若隱若現地體現於某些葡英翻譯例子中外，則是語焉不詳。相反，許多雖然有價值，卻相對而言屬於細枝末節的東西，作者卻花了不少筆墨，譬如語域與詞句選擇、文學翻譯中的註釋、方言處理、雙關語翻譯等。
其理論不系統表現之二，是內容編排有較多隨意性。雖從總體看，全書編排結構邏輯明晰，但具體到論述內容的編排，則未必如此。這裏主要以“技巧篇”為例簡呈之。
從章目看，作者先言“動筆前的決策”（涵蓋內容較蕪雜）、“文學譯者真正何所譯”（從文化角度討論），其後便是譯者在具體翻譯過程中與原作者如何互動的問題，接著又言及翻譯中的風格、文學翻譯中的註釋方式。而後緊接兩部分，作者又討論起詩歌翻譯、其它類別文學翻譯（包括非小說類文學文體、戲劇、兒童文學）。完後，作者再轉而談論雙關語、印刷錯誤、方言的翻譯。然後又是“文學翻譯中的特有問題”（涵蓋內容較蕪雜）和“陷阱與對策”（講普通詞語在特定語境的迷惑性、稱謂不壹等問題）。再然後是標題翻譯、粗褻語與色情描寫的翻譯。整個妳很難明白作者這樣組織章目材料的邏輯理由。按常理，至少應該是或從大到小/從小到大，或先分後總/先總後分，或抽象到具體/具體到抽象等。
內容編排隨意性的再壹點就是，有的內容歸屬亦有不當之嫌。比如，第14頁最後壹段開始至17頁第三段，宜另設小標題“翻譯選材”，而不應置於“多少門語言？”（How many languages?）（即譯者可以選幾門外語作為自己的翻譯源語）之下。第32頁第五段（For all but the most experienced translators…）到34頁末，不宜置於“翻譯授權”（Permission）之下，而應另設標題如“動筆之前”之類，因為這部分段落交代的是下筆翻譯之前如何讀解源語文本、如何事先掃清障礙等事宜。再壹例，“文學翻譯中的特有問題”下的“挖掘言外之意”（Working with subtext）與前兩小節討論的英語中詞匯空缺問題不搭調，相反，倒是與“動筆前的決策”名下的“把握原作筆調”（Using tone in translation）更有親緣關系。
2、似是而非之論
《指南》中還存在壹些關於文學翻譯的認識上的爭議，如理論與實踐關系、譯者之所譯到底是原作者還是源語文本、源語文本可解性等問題。
其壹，文學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關系之是非。
蘭德斯提出來壹個質疑：欲事翻譯，壹個人有必要懂多少翻譯理論（P49）。他還說，盡管自己並不反對理論研究，但與理論研究者卻非同壹道上的人（49）；讀壹輩子理論文章也難保能做得壹手漂亮翻譯（52）；文學翻譯已夠難的了，（理論家們）別再執意添亂也罷（54）。
作者的質疑和見解看似很在理也很有鼓惑力，並在世界上贏得陣陣掌聲。這跟謝天振教授講的壹件事頗有些類似：壹次國內翻譯研討會上，有人批評說現在壹些搞翻譯理論的人的本事就是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把文章寫得人家看不懂，此話壹出，博得壹陣頗為熱烈的掌聲（謝天振，2008：9）。
巴西學者保羅·布裏托（Paulo H. Britto）對蘭德斯的觀點就頗有同感，並說，讀蘭德斯讓人意識到文學翻譯是何其的有趣，這壹點是那些視翻譯為強暴的理論家們所體會不到的（Britto，2001: 260）。該書“導讀”中亦有類似話語，“純粹探討翻譯理論的書，搞翻譯的人大都不看，看也看不懂……真正的翻譯家似乎都不大有興趣研究翻譯理論或翻譯技巧……”，“《文學翻譯實用指南》是壹部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不談理論、不賣弄術語的翻譯著作……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原來不去啃那些生硬蹩腳、佶屈聱牙、晦澀難懂的如海市蜃樓般遠離實際的翻譯理論……不光是可以而且還能夠很好地從事文學翻譯。”（朱振武，2008：1-5）
但蘭德斯“欲事翻譯，壹個人有必要懂多少翻譯理論”這個問題本身就錯了。事實上，做文學翻譯的，如果不感興趣，的確無需鉆研翻譯理論，正如作家未必非要懂文學批評理論；但不懂理論壹樣可以做好文學翻譯，卻不能因此反過來作為理論無用的證據。這就如拿萬千年來不懂胃腸運動原理照樣吃飯消化，來否認研究胃腸運動原理的價值壹樣荒謬。
說“讀壹輩子理論文章也難保能做得壹手漂亮翻譯”更是似是而非。首先，搞理論的未必不會做實踐；其次，有的做理論的人文筆可能的確不太好，這並無可厚非，因為人的才性有別，有的長於邏輯思辨也有的長於形象思維，且精力有限，專攻重心不同。有人非要做翻譯，要麽是希望獲得第壹手經驗，要麽可能是對自己定位不準。但同樣，這並不能作為讀理論無用的證據，更不能成為輕視理論的理由。有誰皓首窮經地海讀文學名著然後欲躋身翻譯理論家之列，或海讀翻譯理論著作而後欲躋身文學翻譯家之位，那是自己犯糊塗，而不是文學名著不中用，或翻譯理論誤人子弟。
至於翻譯理論研究“添亂”之說，更是因為言者埋頭實踐，理性思考不足，對文學翻譯行為及結果之廣泛社會歷史性和社會歷史意義不真正了解，被突然間“冒出”的林林種種理論學說攪混了頭，加之自恃翻譯上有過人經驗，於是超越本分，強己所難，說出來這番“糊塗”話。而且，蘭德斯這裏還有以偏概全之嫌。他拿了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抵抗”（Resistance）翻譯策略來斥責理論家“添亂”，壹是誤讀了“抵抗”的真正意旨所在，二是拿韋努蒂做了翻譯理論研究者的壹般代表，殊不知譯學理論界很多人並不完全贊同韋努蒂的見解。想想我們可否拿魯迅欲“別求新聲於異邦”或為保存原文的“精神和力量”而推崇“硬譯”（陳福康 2002：289-307），便推而廣之批評中國五四前後的作家兼翻譯家都持這意見呢？
其二、原作者耶源語文本耶？
書中不曾直接討論原作者與源語文本關系問題。作者是在討論文學譯者翻譯活動所涉直接對象時，有意無意而又理所當然地將這壹對概念在實踐上等同化了。作者說，人們往往理想地期望，譯者與作者（或源語文本）和讀者（最終產品，譯語文本）之間維持壹種大體等距的三角關系（P50）。但實際上這種等距不可能，因此，蘭德斯建議壹個更確切描繪三者關系的線形圖：“作者——譯者——讀者”（P51）。
初看之，這似乎並沒什麽不妥：譯者要麽靠近原作者，要麽更傾向譯文讀者。但是，譯者到底是在翻譯源語文本，還是在追述原作者創作意圖呢？且不言巴特（Roland Barthes）“作者死了”（Barthes 1995: 166）之論，只需從文學翻譯實踐活動觀之即可明白。譯者並不直接面對原作者，即使對方伸手可及。關於原作者的種種研究甚至是原作者本人的種種意見，的確可對解讀某壹文本有莫大幫助，但那終究只是參考資料，譯者最終依托和評判是非的，仍只能是源語文本。其理由是，壹個文本壹旦付之讀眾，便成為壹個相對自足的語言符號系統，原作者除擁有知識產權外，便失去了對它的絕對話語權，而只有解釋權。且即便是作者的自顧解釋，讀者也可以和可能不予理會。動輒拿作者本意如何如何來支使作為譯者的讀者，便落入了新批評（New Criticism）所說的“意圖謬見”（intentional fallacy）（藍仁哲 2006：683）的陷阱。因為，構成源語文本的語言符號系統將言說其自身，譯者盡可參閱壹切外在資料，但其最終決斷卻須回到文本語符系統本身，並藉此進行意義再生和再創作。受外因左右，偏離該語符系統，會致使篡改源語文本；若是接受原作者無意尤其有意的偏離性闡釋甚至某種刪改意見，則是與作者***謀，對源語文本某種程度的改寫。所以，蘭德斯將作者與源語文本兩者等同使用，不僅是概念不清，更是對文學翻譯的認識在理念上無明所致。
其三、源語文本到底有多“高”？
蘭德斯在談及文學譯者所應具備的才能時，其中壹條就是“謙恭”。作者自問自答道：何以要謙恭？因為即便我們竭盡所能，也永遠不可能窮盡原作無尚豐富的內涵（even our best efforts will never succeed in capturing in all its grandeur the richness of the original）（P8）。筆者認為，這就言重了，盡管後來蘭德斯在“作者的關註與饋給”（The care and feeding of authors）壹章中又有涉及原作者才華不濟的問題。
源語文本到底有多神聖莊嚴？我們承認，的確有作品博大精深，讓人可能難以壹時盡解其意。而壹般所謂無以“窮盡”，壹方面可能是因為兩種語言的某些不可通融性導致的無可奈何，如回文、雙關、語詞空缺等，但另壹方面則可能問題出在譯者身上。
作家才華廣博、淺疏有異，超乎世間的大作家畢竟鳳毛麟角。拿到壹個作品，我們就以為竭盡所能無以窮盡，是我們認識上出了問題。作家的想象能力，作家對存在世界的描寫，對世態人情的刻畫，對人物心理的揣摩，作家的謀篇布局能力等，並非讀者/譯者高不可及，更多只是壹般讀者未能先期想到。我們無限擡高源語文本，其閱讀誤區往往在於，我們不是就文本語言符號系統本身進行互文闡釋，而是壹心意欲追尋“原作者”的“意圖”。這樣壹來，即使壹位懵懂女生的日記小說，也可能讓譯者覺得高不可攀。因為作者的意圖閃現於其創作狀態下的心理“黑匣子”裏。但如果我們回過頭來，就源語文本符號系統本身進行闡讀，則多半會發現它到底是可以把握的。簡言之，源語文本並非高不可攀，很多時候是我們有意無意將它神秘化了。
四、結語
綜上所述，《指南》壹書融匯了作者豐富的文學翻譯實踐經驗和感悟，它能較直觀地幫助文學翻譯愛好者對文學翻譯工作樹立起壹個比較完整的概念，許多經驗能幫助他們少走彎路，某些見解也可以讓他們對文學翻譯有壹些初步認識。
但同時也應看到，作者對文學翻譯方方面面議題的思考並不系統，也欠深入；對文學翻譯的認識和理解主要還停留於經驗層面，甚至好些見解不無偏頗。因此，該書並不適合用作翻譯碩士教材。質言之，蘭德斯的《文學翻譯實用指南》用作文學翻譯愛好者課余或業余輔助讀物相當不錯，但作為翻譯碩士教材則顯然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