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經學”的發展，從春秋彰始，有三個重要階段，即漢唐經學、宋元義理、清代考據。
壹、先秦時期。
春秋時三百篇最初流傳、應用和編訂，孔子創始儒家詩教。他的詩教理論，以及後來戰國時孟子提出的方法論、茍子創立的儒家文學（學術文化）觀，奠定了後世《詩經》研究的理論基礎。
二、漢學時期（漢至唐）。
漢初《詩》成為“經”。魯、齊、韓、毛四家傳詩，反映漢學內部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鬥爭。以毛詩為本，兼采三家的鄭玄的《毛詩傳箋》，實現今文、古文合流，是《詩經》研究的第壹個裏程碑。漢初傳授《詩經》的***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詩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毛詩”雖然晚出，西漢也未被立為官學，但在民間廣泛傳授，並最終壓倒了三家詩，盛行於世。後來三家詩先後亡佚，現代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壹派傳本。
不過，這四個學術中心區域在漢初的《詩》學傳授，絕不只限於齊、韓、魯、毛四家《詩》的四位始祖。《漢書·儒林傳》說：“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轅固生，燕則韓太傅。”這只是說申、轅、韓數人是在魯、齊、燕等湧現出的大師級人物而已。其《詩》學也只是形成了區域性特點，並沒有明確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後，才使《詩》學的傳播由無序進入有序狀態。而《詩》學傳播史上的劃時代事件就是《詩》學博士的設立。
魏晉南北朝時，漢學內部發展為鄭學王學之爭、南學北學之爭。北學基本繼承漢代章句之學，南學則承襲魏晉以來以玄解儒的學風。各有所師、各有所本的狀況，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和理論上的歧異，而且也使國家在科舉考試中缺乏統壹的標準。
唐初，經學依然沿續著南北朝以來的師承關系，“師說多門”的情形顯然與唐初統壹思想的要求不相適應，統壹南北經義和學風，成為政治上、思想上統壹的當務之急。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完成了漢學各派的統壹，成為《詩經》研究的第二個裏程碑。
三、宋學時期（宋至明）。
宋人為解決後期封建社會的矛盾而改造儒學，興起自由研究、註重實證的思辨學風，對漢學《詩經》之學提出批評和詮爭，壓倒了漢學。朱熹的《詩集傳》是宋學《詩經》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學為思想基礎，集中宋人訓詁、考據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註意到<詩經》的文學特點，是《詩經》研究的第三個裏程碑。
元、明是宋學的繼續。《詩集傳》在幾百年中具有必須信從的權威地位，宋學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後期，在《詩經》音韻學和名物考證上，才取得壹些成績。明人詩話中也有對《詩經》的文學研究。
四、新漢學時期（清代）。
清人提倡復興漢學，是以復古為解放，要求脫離宋明理學的桎梏。清初疏釋《詩經》的著作宋學漢學通學，經過鬥爭，漢學壓倒宋學。乾嘉時期的政治高壓，產生了以古文經學為本的考據學派，對《詩經》的文字、音韻、訓詁、名物進行了浩繁的考證。道鹹以後的社會危機，又產生了今文學派，他們搜輯研究三家詩遺說，通過發揮微言大義，來宣傳社會改良主義。新漢學內部又展開今文學與古文學的鬥爭。超出宋學、漢學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鬥爭之外的，還有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的獨立思考派。
隨著中國社會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轉化，清古文學、清今文學、宋學的殘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沖擊下壹齊衰亡。
現代
作為《詩》學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二十世紀前葉的《詩經》研究具有不同於之前及之後的《詩經》研究的獨特之處。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壹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社會轉型、文化更替、學術轉軌，壹切都處於新舊雜陳，日漸趨新的狀態。早在“五四”以前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來研究《詩經》。
在《詩經》研究領域中，研究主體方面既有傳統舊式學者如章太炎、吳闿生、林義光等，又有接受過現代教育，學貫中西，具有較高綜合素質的新式學者，如胡適、聞壹多。
在研究成果方面，傳統學者在經學思想的支配下，延續著傳統的傳註箋疏之學，並取得壹定成就，以吳闿生的《詩義會通》和林義光的《詩經通解》為代表。雖是經學研究的繼續，但其中頗有通達之舉，這些舉動暗合了現代《詩經》的研究原則，是新舊雜陳研究局面的壹種表現。
新式學者以現代研究理念為指導，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學術成果，是這壹時期《詩經》研究的主流，代表了當時《詩經》研究所能達到的水平。胡適是現代《詩經》研究的開山人，顧頡剛的《<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朱自清的《賦比興說》、朱東潤的《詩心論發凡》、聞壹多的《歌與詩》等現代學者的著作，以其系統、條理、縝密的特性遠勝傳統《詩》學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聞壹多，他在研究《詩經》的豐富著作中提出許多新穎的見解，把民俗學的方法、文學分析的方法和考據的方法結合起來，揭示《詩經》的內容和藝術性，並且創始了《詩經》新訓詰學。
民國《詩經》研究處於新舊學術範式交替的特殊時期，決定了其學術思維必然存在絕對、片面的壹面。急於推倒傳統經學研究模式，打開《詩經》研究的新局面，使這代學人多註目於傳統《詩經》研究的種種不足，尤其排斥正統《詩》學觀點。這種認識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有其特定的歷史價值與意義，但其缺陷與不足也是毫無疑問的。長此以往，必將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妨礙研究的客觀公正和繼續深入。
郭沫若是《詩經》今譯的創始者，並且提出壹個把《詩經》運用於古代史研究的科學研究體系。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廣泛利用《詩》、《書》、《易》及甲骨文、金文等歷史文獻資料開始探討中國古代社會形態。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書》和《青銅時代》，對前期觀點作了進壹步發展，並修正了部分論點，確切地建立了關於西周奴隸社會的學說。兩書普遍征引《詩經》作為論證。1952年出版的《奴隸制時代》收輯建國後的研究論文，書中許多文章論及《詩經》，尤其是《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和《簡單地談談詩經》，對《詩經》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作出全面的評價。
二十世紀對《詩經》的文學研究完全超越了單壹的訓詁、疏解、感悟和鑒賞的傳統研究模式，無論在觀念和方法上，還是從深度、廣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學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基礎上的現代的文學闡釋，註意使實證性、感悟性與理論性相結合，在作品內容與歷史環境、形象與認識、形式與內容、感情與思想的統壹中展開分析，從而透過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內涵，並從時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觀照；在藝術上，註意總結其塑造藝術形象、創造詩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藝術創作個性、風格特征和具體的表現手段以及對於文學發展的影響。
從以上筒略的發展輪廓可以看到，兩千余年的《詩經》研究，主要集中於四個方面：
壹、關於《詩經》的性質、時代、編訂、體制、傳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
二、對於各篇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研究；
三、對於其中史料的研究；
四、文字、音韻、訓詁、名物的考證研究以及校勘、輯俠等研究資料的研究。
在這四個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研究資料。從孔子到當代，都應該給予科學的總結，批判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