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誌是我國古代文論家對詩的本質特征的認識。
詩言誌，是我國古代文論家對詩的本質特征的認識。《詩經》的作者關於作詩目的的敘述中就有“詩言誌”這種觀念的萌芽。作為壹個理論術語提出來，最早大約是在《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趙文子對叔向所說的“詩以言誌”。
後來“詩言誌”的說法就更為普遍。《尚書·堯典》中記的舜話說：“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莊子·天下篇》說：“詩以道誌。”《荀子·儒效》篇雲：“《詩》言是其誌也。”
後世闡釋
由於“誌”本身內容的豐富和各人理解、取舍的側重點不壹，導致了後代詩論中“言誌”與“緣情”的對立。“詩言誌”的理論從而衍化出重理和重情兩派。
重理派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而往往忽略文學的藝術特點；重情派則與之相反，強調詩歌的抒情特點，重視詩歌藝術規律的探討。然而，縱觀文學史，對“詩言誌”中“誌”的內涵的理解的主流卻是情誌並重。
從《毛詩序》到劉勰、孔穎達、白居易，直至清代的葉燮、王夫之，都是如此。他們強調詩歌既應反映現實，為教化服務，重視其社會作用；又應感物吟誌，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誌並重，功利性與藝術性兩不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