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遊自幼好學不倦，12歲即能詩文，蔭補登仕郎。在飽經喪亂的生活感受中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20歲時與唐琬結婚，後被其母強行拆散。這種感情傷痛終其壹生，《釵頭鳳》、《沈園》等名作即是為此。紹興二十三年（公元1153）赴臨安應試進士，取為第壹，而秦檜孫秦塤居其次，秦檜大怒，欲降罪主考。二十四年（公元1154）參加禮部考試，主考官再次將陸遊排在秦塤之前，竟被秦檜除名。二十八年（公元1158），秦檜已死，陸遊出任福州寧德縣主簿。三十二年（公元1162），孝宗即位，以陸遊善詞章，熟悉典故，賜其進士出身。歷任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通判、安撫使、參議官、知州等職。淳熙二年（公元1175），範成大鎮蜀，邀陸遊至其幕中任參議官。淳熙五年（公元1178），陸遊詩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見，但並未真正得到重用，孝宗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兩任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六年（公元1179）秋，陸遊從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改任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十二月到撫州任所。他壹方面用大量精力處理因茶鹽官賣後，茶鹽戶破產，被迫采取私販和鬧事進行反抗而引發的各種糾紛和訴訟；另壹方面上書朝廷，主張嚴懲不法官吏向茶鹽戶收納高額茶鹽稅，趁機大量搜括民脂民膏的行為。淳熙七年（公元1180）春，撫州大旱。五月大雨，山洪暴發，沒大片田地和村莊，洪水沖到撫州城門口，百姓饑困潦倒。陸遊密切註視災情發展，寫下“嘉禾如焚稗草青，沈憂耿耿欲忘生。鈞天九奏簫韶樂，未抵虛檐瀉雨聲”詩句，同時上奏“撥義倉賑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在未征得南宋政府同意前，他先撥義倉糧至災區賑濟，使災民免於饑餓之苦，然後奏請撥糧和給江西地方官下令發糧，並到崇仁、豐城、高安等地視察災情。這壹舉措有損朝廷利益，十壹月，被召返京待命。行前，從宦遊四方所搜集到的100多個藥方中，精選成《陸氏續集驗方》，刻印成書，留給江西人民，表達他的為民之心。途中又遭給事中趙汝遇所劾，竟以“擅權”罪名罷職還鄉。陸遊在家閑居6年後，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春，以朝請大夫知嚴州（今浙江建德縣梅城鎮）。官至寶謨閣待制、晉封渭南伯，後被劾去封號。竟以“擅權”罪名罷職還鄉。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陸遊在嚴州任滿，卸職還鄉。不久，被召赴臨安任軍器少監。次年（公元1189），光宗即位，改任朝議大夫禮部郎中。於是他連上奏章，諫勸朝廷減輕賦稅，結果反遭彈劾，以“嘲詠風月”的罪名再度罷官。此後，陸遊長期蟄居農村，於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210年1月26日）與世長辭。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詩風沈郁頓挫，憂國憂民。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揭露和批評。他同情人民，甚至情願為解救人民的苦難做出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壹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壹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沈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後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後。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遊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範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壹九〇。
杜甫雖然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羈的壹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幹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