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壹多《死水》的寓言性是什麽?

這是壹首寓言性的詩作：壹位被人放逐的流囚，漫無目的地四處漂泊，沒有歡樂、沒有希望，他步履遲重、足下鮮血淋漓。這並不是壹個寫實性的畫面，而是詩人某壹精神體驗的形象化表述。我們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解讀它的內涵。　其壹，這個流囚“年壯力強”。這四個字生動地道出了“我”的青春煥發，熱血沸騰。“我”的生命力正處於極度旺盛的上升時期，生活對於它當是壹個五彩繽紛的大花園，“我”需要人生、需要快樂，也有無窮無盡的勇氣，有用之不竭的精力，似乎沒有什麽力量能阻礙他去追求、去奮鬥。但是，成為“流囚的竟然就是我”！風燭殘年、行將就木的囚徒帶給人的是那種悠長的淒涼感，而“年壯力強”與囚徒的身份聯在壹起又給人強烈的壓抑，乃至氣悶的感覺，壹個年青的生命被剝奪了應有的權力，這無論怎麽說都是殘酷的。　其二，這也不是壹般失去自由的囚犯，而是壹位浪跡天涯的“流囚”。“流”似乎給了他壹些自由，可以不必如另外壹些犯人那樣被拘禁在牢獄裏，過著終年不見陽光的生活；但是，“流”所給予他的相對的自由並不比他因此而遭受到的苦難多，當“我”的前方壹片茫然，沒有任何的生機，當“我”永遠都不能再步入途中的任何壹處溫暖的居所作短暫的休憩時，“流”就意味著眼睜睜地流向死亡，而且這還不可能是那種痛苦淋漓的猝死暴亡，死將是悠長的、慢騰騰的，需對那“鮮紅的生命”壹滴壹滴的耗盡……流浪者也許是“自由”的，但自由闖蕩在茫茫天地間竟又永無獲救的希望。這又是怎樣的自由呢？　如果將第壹個方面與第二方面綜合起來看，那麽“我”的遭遇就更是不幸、更是苦澀的了。那麽，這樣的辛酸又象征著聞壹多在當時的什麽樣的精神體驗呢？該詩作於聞壹多剛到美國留學之時。1922年9月，聞壹多在給梁實秋、吳景超的信中講到了這首詩的緣起。他說；“《我是壹個流囚》是盧君之事所暗示的；盧君之事實即我之事。”盧君與聞壹多是清華校友，也愛好文學，但因不慣異國生活，精神上受到了不少刺激，以至發瘋。這可以說是當時壹代青年人的普遍現象：初涉人生長途，孤獨、寂寞以及對未來懷有壹種本能的恐懼。這種心情與詩人作為“五四”青年那特有的“年壯力強”相對應，形成了詩人內心體驗的復雜性，或許也正是因為他的“年壯力強”而對人生世事懷著自己獨立的理解。這些人生觀、世界觀又在當時顯得曲高和寡、知音難覓，於是，那種強烈的流浪感、被放逐感就產生了，詩人不知不覺地便以“流囚”自居。　被放逐感、流浪飄泊感，這又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壹種具有普遍性的體驗。許許多多的藝術家、哲學家都自稱自己時常籠罩在強烈的“被拋棄”、“被放逐”的體驗之中，漫長的漂泊之路橫亙在他們面前，又向著無限的遠方伸展開去。當然，在這樣壹個巨大的“流囚”群落中，聞壹多的體驗還是頗為與眾不同的。我們也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聞壹多的獨特性。　其壹是流囚自我的清白感。貫穿這首詩始終的是這樣壹個自白：“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麽罪”，這無疑就是對這不幸命運的抗議和控拆。在他看來，自己是清清白白的，本來就毫無罪過，可見，放逐是現實社會對他的殘酷迫害。清白的自我與汙濁的社會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自我清白必然也是個人與現實兩相對立的結果。與之相應的背景是：個人向社會爭奪生存權利，社會以其整體的傳統力量壓制個人的自由發展，而個人又已經取得了道義上的勝利，他敢於公開維護自己的利益，他非常清醒、非常明確地意識到了自己這壹理想的正義性。所有這些都屬於“五四”文化背景之產物。那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在思想方法及道德範疇中進行了新的革命，他們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的事業而奮鬥。但是，作為專制的統治，作為愚弱的國民卻顯然在整體上構成了巨大的傳統性力量，從各個方向上完成著對先知先覺者的包圍和迫害，被壓制的知識分子所獲得的只是道義上“清白感”。　這是與二十世紀“流浪意識”的重要區別之所在。西方二十世紀作家幾乎都不再為自己的什麽“清白”而辯護，他們所要反復強調的是他們“流浪”中的重重精神苦難，是不斷的對真理的探尋及其不斷的失敗。在這裏，道義的問題引起他們的興趣。二十世紀西方文化並非社會的傳統力量對個人的壓制和迫害之結果，而是先覺先知的精英分子在超越歷史、超越人群之後的壹種茫然失措，在這個時代，重要的問題都在哲學的意義上進行著討論和對話，道義性自慰早已成為了遙遠的歷史。相反，由於宗教意識的復活，他們還很可能自虐般地宣布：我有罪！我應當接受上帝的懲處。當然，這罪也不是道德性的，而是他為肩負苦難而選擇的精神支點。在西方文學史上，自我清白感主要存在於十九世紀初期壹些浪漫主義作家的創作之中（包括盧梭），而中國“五四”文化背景從本質上講更具有與十九世紀西方文化相近似的特點。　其二是放逐流囚的是他周遭的人們。用詩中的話說，就是“他們”，那些住在“幸福底朱扉”後面的人。這裏暗示了壹個“家”的意象，“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魯迅語）。“我”所受到的迫害固然是社會意義的，但又還不是西方十九世紀意義上的“社會”，而是社會的“具體細胞”──人倫關系，在中國文化中，人倫關系決定了所謂“社會”的壹切實質性內容，所謂社會的迫害其實也就是人倫的破害（費孝通先生曾認為中國在本質上是沒有“社會”的）。迫害的方式也是“人倫型”的：剝奪他享受人間溫暖的權力，把他拒絕在所有的“家”門之外，那麽，失去了“家”的中國人就失去了靈魂，這對他是致命的打擊。妳看，詩中寫到，“他們”選擇了這樣壹個時間──黃昏，在這個時刻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都正匆匆地趕回到他們的巢穴之中，但“我”卻被“推出門外”。古人旅行在外，見日落西山，小橋流水尚且生出思家的悵惘，何況是被永遠的趕出家門呢。至於途中浮現的“家”的幻景就分明更是對“我”有意的諷刺和侮辱了。我們只有捫心自問，家在我們的人生中究竟有何等重要的意義，然後才可以理解，為什麽他會受到如此厲害的內傷。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在這漫長的漂泊之途中，真正引起詩人恐懼的還不是死亡，不是未來的黑暗，而是壹個非常富有中國特征的東西：他永遠失去了人倫的歸宿──家。　人倫，是解讀中國現代悲劇的壹把鑰匙，也正是它，構成了中國現代悲劇精神的民族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