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高才碩學，識見過人，知人善任。1027年，他留守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時，鑒於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於是“大興學校，以教諸生。”延範仲淹以教生徒，吸引賢才，當是時，四方求學者鹹集，其後顯身於場屋與朝廷的，大多出於此。除範仲淹外，韓琦、富弼、歐陽修、宋祁等歷史名臣，都出自他的門下。壹時間把五代以來荒廢已久的教育事業很快地振興起來,壹方面為國興學,並且另壹方面也為國養才和儲才。
除了在教育上有所改革外,《宋史》也提到兩件事顯示出他的高超識見。本傳說:“仁宗即位,章獻太後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後,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另壹事是:“陜西方用兵(指西夏寇邊),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鬥。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為施行。”足見他真是識見超群,文武全才。
他在文學方面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能詩善詞,文章瞻麗,四六文、書法無不工。《宋史》本傳說他“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壹百卷。”現尚存世為《珠玉詞》及清人所輯的《晏元獻遺文》。又編有類書《類要》,僅存殘本。
他的詞風繼承五代,深受馮延己的影響,工於造語,寫景言情均屬上乘。壹般評論認為他的詞作內容貧乏，這是很不公允的。因為詞在當時仍以寫景抒情為主調，壹直到了範仲淹才開始將邊愁融入詞作中，但也未能蔚以成風。馮煦《蒿庵論詞》說得比較平實。“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為北宋倚聲家初祖。”要而言之，他在宋詞的地位是處於壹個承前啟後的位置上，並對歐陽修、晏幾道有壹定的影響。他壹方面吸收了《陽春集》的清麗蘊藉，另壹方面又避免了《花間集》的濃艷纖巧，足見他在取舍之間從而形成自己特定的詞風，論者譽其“導宋詞之先路”,誠為恰當的評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見出晏殊當時內心的悲痛。西風之雕碧樹正充盡地道出那離別對他生命的沖擊。有趣的是葉嘉瑩女士卻有完全不同的了解。葉女士在她的《嘉陵談詞》書裏《談詩歌的欣賞與人間詞話的三境界》壹文中說：“在臺灣，四季無鮮明之變化，此三句詞所表現之境界頗不易體會得到，而在大陸的北方，每當玉露雕傷金風乍起之時，草木的黃落變衰是壹種極其急促而明顯的現象。長林落葉，四野風飄，轉眼間便顯示出天地的高迥。新寒似水，不僅侵入肌骨，更且沁人心脾。偶爾登高望遠，壹種蒼茫寥廓之感，會使人覺得爽然若所失。”顯然葉女士未讀懂此處以樹喻人之詞旨！我出生於廣州，成長於南中國的香港，在臺灣讀大學。大學時期對她的說法信以為真，後來長期居住在緯度極高的北歐始知其不然！每年的觀察，都沒有發現西風壹夜之間雕碧樹的現象，而是漸進式的。顯然晏殊只是透過文學的手筆借樹以喻人，說出自己內心的沖擊而已！葉女士花了這麽多華麗的辭藻去解說，正顯示出她未正視晏殊內心之真實感受！
在她同壹書中，有《大晏詞的欣賞》壹文，見解則更是新奇，她把晏殊歸類為“大晏乃是壹個理性的詩人”。在該文裏，她說：“壹般說來，詩人的性格可大別為兩種：壹種是屬於成功的類型，而另壹種則是屬於失敗的類型。屬於成功的壹型，就性格而言，可以目之為理性的詩人，而屬於失敗的壹型，則可目之為純情的詩人。”這種說法顯然犯了兩重錯誤。第壹是哲學術語的濫用。第二是用成功型與失敗型去區分詩人的“性格”為兩種類別顯然不合常理。假如以這觀點再跟詩人的事業成功或失敗產生壹個必然的關連則更牽強。因為事業成功的詩人並不能保證其它方面就無挫折，尤其像感情壹類的波折！這就會引致悲傷。而事業失敗的詩人，也可能會在其它方面有所獲，這就會引致快樂。並且，我們只能說某種某種的性格較易導致成功，或某種某種的性格較易導致失敗等。而相反地用成功型或失敗型去說壹個人或詩人的“性格”則未之或聞！再由此進壹步去推演出“理性的詩人”與“純情的詩人”就更缺乏說服力了。至於理性壹辭，依康德，可劃分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前者是理性的思辨使用，後者是理性的實踐使用。不知葉嘉瑩女士采取那壹種？還是另有其它？顯然，葉女士作這種區分受到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把詩人區分為“主觀之詩人”與“客觀之詩人”的誤導。她在該文中也承認這壹點。現在就讓我們檢查壹下王國維先生的說法。《人間詞話》裏說：“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越深則材料越豐富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越淺則性情越真，李後主是也。”
首先我願意指出王國維先生這壹段話有兩點錯誤。第壹、《水滸傳》、《紅樓夢》的作者根本就不是詩人，更不是什麽所謂的客觀之詩人，他們是小說家。小說家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對於創作小說當然是有利的條件之壹，但這也不是絕對的，還要看是寫那壹類型的小說。我看不出吳承恩、曹雪芹與詩人或客觀之詩人有什麽關系。第二、是哲學術語的濫用。“主觀”、“客觀”可以這樣隨意使用？是知識論的還是形上學的抑美學的使用？王國維先生沒有界定。在《人間詞話》裏也就使用了壹次而已。我們同情地了解他的上下文，可知他無非主要想說明“抒情”與“寫實”各有不同的偏重罷了，何事於主觀、客觀？難道真的加上壹些高來高去的哲學術語就更引人入勝或增加說服力？顯然，葉嘉瑩女士未經批判地將王國維先生的“主觀之詩人”發展成“純情的詩人”，而將“客觀之詩人”發展成“理性的詩人”。她更把晏殊歸類於“理性的詩人”之列！並據此把晏殊的壹些作品作出了符合她的設定下之奇特解釋。像晏殊的《浣溪沙》：“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惜眼前人。”同樣的壹句“不如憐惜眼前人”，在晏殊的《玉樓春》又出現了。“不如憐惜眼前人，免使勞魂兼役夢”，依我的了解，晏殊深切地後悔自己當初沒有好好珍惜對方(可能跟《蝶戀花》裏說的是同壹個女孩子！)現在徒然地哀嘆山河遠隔，落花風雨，以及弄得現在魂勞夢役的，這又何補於事？為什麽非要等到眼前的人真正地離他而去了他才會真正的覺悟？他才覺察出這是何等的愚昧？我想他心頭裏壹直發出的話就是：“何必當初！為什麽會這樣？”但是，葉嘉瑩女士卻有完全不同的意解。由於她認定了晏殊是“理性的詩人”，所以她在同壹文中如此解釋說：“如滿目壹句，除念遠之情外，它更使讀者想到人生對壹切不可獲得的事物的響往之無益。落花壹句，除傷春之情外，則更使人想到人生對壹切不可挽回的事物的傷感之徒勞。至於不如憐取眼前人壹句，它所使人想到的也不僅是眼前的壹個人而已，而所該珍惜把握的現在的壹切。而大晏在另壹首玉樓春詞中也曾有句雲：不如憐取眼前人，免使勞魂兼役夢。由此壹句之重復使用，我們更可以體認出來大晏之所屢次提到的眼前人，實在只是表現了大晏的壹種明決的面對現實的理性。”確然無疑地，葉女士是先預設了壹種看法，再由這種看法去解釋晏殊詞的內容，才會產很像晏殊變成了理性的詩人後，他的悲痛也變成了是理性的了。有理性的悲傷嗎？葉女士在同壹文中如此說：“我以為在正中的傷感中，有著執著的熱情。在六壹的傷感中，有著豪宕的意興。而在大晏的傷感中，所有的則是壹種曠達的懷抱。”固哉！這真是深文羅織啊！讀晏殊的《蝶戀花》，相隔整整九百多年，他真實的傷痛，我仍能體切地感同身受，而葉女士在其所謂的“理性的詩人”的導引下，竟漠視別人的悲痛也如此！這正顯示出她從未理解以樹喻人之詞旨實彰彰明甚。肯定地，理性的詩人是子虛烏有的。那麽，妳認為世界上會有客觀之詩人嗎？他又是誰？
(註):晏殊另壹首詞《采桑子》如此寫：“梧桐昨夜西風急,淡月眬明,好夢頻驚。何處高樓雁壹聲。”手法與此相似,顯然脫胎自李後主。
生出如此異於正常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