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說：“事無大小，皆有義利。”
義，在儒家思想中，是以宗法禮制或宗法倫理道德為基本內容的，主要是指道德、正義和公理；利，是指物質利益。認為“為義”與“為利”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價值取向，並以此作為劃分君子與小人，善與惡的標準。我國古代，以儒家學派為主的傳統道德，要求人們正確處理義與利的關系，從而確立為善的價值目標，這壹點是應肯定的。作為儒家學說創始人的孔子，在義利輕重或義利為至善標準的問題上，他的態度是明確的，提出了“義以為上”“義以為質”的命題，把義看作是立身之本。他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無義，為盜。”(《論語·陽貨》)孔子雖然“罕言利”，但是，在義與利的關系上，孔子並不是不言利，只是認為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在義與利之間要有壹個權衡。因此，他說：“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論語·憲問》)允許在不違反義的前提下，講究物質利益：“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裏仁》)孔子這裏強調的重點雖然是“義”，但他並不排除在“義”的前提下取得與“義”不相違背的“富與貴”。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古代傳統道德思想中，確實存在過分重義而貶利的傾向。孟子繼承了孔子“罕言利”和“義以為上”的觀點，卻走向了“何必日利”的極端。清初詩人申涵光在其《荊園小語》中談體會時說：“《孟子》開卷便極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事乃千古病源。”可見孟子的義利觀對社會歷史所產生的影響是何等深遠。例如，我國歷代封建統治階級都認為商人是重利輕義的，甚至把興農抑商作為壹項治國之策。認為“君子尚義，小人尚利。尚利則亂，尚義則治”(邵雍《伊川擊壤集》卷十四《義利吟》)。作為封建士大夫的白居易，在其詩歌《琵琶行》中也有“商人重利輕別離”的詩句。人們似乎都形成了這麽壹種價值取向：爭做“喻於義”的“君子”，不做“喻於利”的“小人”。這也許正是造成中國歷代安貧樂道、窮困落後的思想根源之壹。
應該說義與利的關系是辯證統壹的關系。關於這壹點，其實古人早就明白，只是沒有人予以強調罷了。《國語》中就有這樣的說法：“言義必及利”、“義以生利，利以豐民”。從整個文化體系而言，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中包含的各種經濟、政治、軍事、教育乃至人生哲學等等，無壹例外。如果說做官做生意是為了利(如國家、集體、個人之利)，那麽，讀書做學問中也無不包含著利的因素。即使是孟子，他所謂不言利，只是不圖小利而已，最終求的是大利、長遠之利。更何況他在談義的同時，並沒有放棄物質利益。他周遊列國時，就是“厚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可謂義中有利。
求利者並不都是不義之人。即使是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人也不壹定都是發的不義之財。既然可以“義以生利”，那麽也可以“利以生義”。春秋時期，洛陽有個叫白圭的商人，很善經營，他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策略，生意十分興隆。每年秋收時，百姓谷物多，他就大量收購，而當百姓正需要織布和修屋過冬時，他就賣出絲綢和油漆；每年春蠶上市時，他就買進絲和絲棉，賣出谷物。在這買進賣出中，白圭既得到了合理合法的利潤，又滿足了百姓們在生產與生活中的物質需要，這其中不就包含著壹定的“義”麽!
當然，在義與利的關系上，見利忘義者，惟利是圖者，保利棄義者自古以來就不乏其人。比如，《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就是壹例。她掌管著賈府總務，為了滿足壹己私利，借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勢，得了壹些不義之財。秦可卿七七出殯時，饅頭庵老尼求她通過長安節度使雲光，逼張金哥與長安前守備之子退婚，另嫁李衙內，並許以重金。結果癡情公子與癡情女雙雙自殺，而王熙鳳卻鯨吞了三千兩白銀。不僅如此，她還長期以高利貸為手段大進紅利，盤剝落魄文人，使人家破人亡。但是，王熙鳳的最終結局是因利傷義。在朝廷查抄賈府時，其罪名之壹就是倚勢淩弱，違例取利，最後反誤了卿卿性命。
在當代商品社會，正確處理義與利的關系同樣是十分重要的。現在，重義輕利的人少了，而重利輕義的人多了。尤其在如今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假冒偽劣、以次充好、坑蒙拐騙、見錢眼開之類的極端利己主義者比過去多了。當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法制的不斷完善，這種人會逐漸減少，要麽被淘汰出局，要麽就改過自新。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既要重義，又要重利。換句話說，就是既要講社會效益，又要講經濟效益，既要在講義的前提下求利，又要在求利的基礎上講義。但是，在義與利發生矛盾時，應以義為主，利為輔。古人雲：“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荀子·榮辱》)如果說，義是本，那麽利就是末，不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