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燭》誕生於1923年，為同名詩集《紅燭》的序詩。全詩9節，分別圍繞“紅”“光”“燒”“淚”“流”“灰”“果”“因”等關鍵詞而展開，既繪紅燭之形色，又塑紅燭之靈魂。
首節 的五個短句，以當下的審美標準而言屬於大白話，缺乏詩情畫意。唯壹的亮點，在於“吐”的行為。詩人永遠也無法真正把心從嗓子眼中“吐”出來，“吐”不過是借壹毫無道理的反常態要求，傾訴壹位赤子對國家與時代的壹份無比真摯的熱愛之情。
第2、3兩節 扣住“光”與“燒”而展開。“光”是“燒”之果，“燒”是“光”之因。詩人寫紅燭之光時，先用三個問句引發讀者的思考：“是誰制的蠟——給妳軀體？是誰點的火——點著靈魂？為何更須燒蠟成灰，然後才放光出？”再用“矛盾！沖突！”“不誤，不誤！”三個感嘆句進行回答，最後以“這正是自然的方法”作結，強化因燃燒而發光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兩節詩句中，“點著靈魂”的“誰”是詩意的著力點。不確指的“誰”當然既可以是詩人自身，也可以是時代和社會。從詩句本身的隱藏意義看，更應該是新文化的時代潮流和覺醒中的青春生命的結合體。
第4節 雖繼續寫“燒”，但視角轉向“燒”的對象與結果。“燒破世人的夢，燒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們的靈魂，也搗破他們的監獄！”四個詩句中，前兩句寫現實，以“夢”之虛幻縹緲描繪世人對社會的非理性認知，以“燒沸”的期盼呈現世人普遍性的冷血；後兩句寫理想，以“救出”“搗破”寫燃燒與光的價值和力量，以“監獄”揭示因思想、文化、精神的封閉而帶來的人性的束縛和靈魂的囚禁。此節文字中的“紅燭”顯然具備了照徹昏暗、喚醒麻木的先驅者特征。這樣的先驅者，為了“他們的靈魂”的救贖而心甘情願地拆下自己的肋骨當火把。
第5-7節 屬於詩意的第壹個轉折點，由奉獻、犧牲的浪漫與豪邁，轉向行為價值的終極追思。其中，第5節的三個短句，前兩句“承上”，後壹句“啟下”，在壹邊“心火發光”壹邊“淚流開始”的矛盾中申訴“痛並思考著”的普適性價值。第6節的“匠人造了妳，原是為燒的”，既賦予了紅燭以犧牲的崇高與悲壯，又強化了紅燭與生俱來的悲劇性角色定位；而“是殘風來侵妳的光芒，妳燒得不穩時，才著急得流淚！”則又將“流淚”翻出了新意，凸顯出紅燭渴望更完美地燃燒的徹底奉獻精神。第7節以“脂膏”代替了“淚”，直接點明燭淚對於人間的營養價值，宣告其“培出慰藉的花兒，結成快樂的果子”的巨大功用，使原本抽象的奉獻與犧牲擁有了實實在在的成果。此三節詩句，欲揚先抑，讓“蠟炬成灰淚始幹”的“淚”不再具有任何的悲傷與淒涼，完全轉換為壹種迫不及待地完整性付出，轉換為為了理想而甘願獻出壹切的徹底犧牲精神，轉換為足以滋養千秋萬代的豐厚的物質養分和精神養料，轉換為可以期待並切實擁有的慰藉和快樂。
第8-9節 為詩意的第二個轉折點，此次轉折的關鍵在於“灰心”。從紅燭的主觀意願而言，其所有的付出並不希望帶來自身的任何回報，但它渴望用自己的壹腔熱血肥沃中華的土地，為了這樣的願望，它竭盡全力地燃燒，努力發出最大的光亮。但現實的黑暗總是超過理想的光芒，沈沈暗夜之中，紅燭所有的犧牲卻並未催生出燦爛的光明，於是紅燭只能擁有“流壹滴淚，灰壹分心”的悲涼結局。這樣的結局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屬於無法改變的命運悲劇，當社會不再擁有公平正義時，“創造光明”的美好動因，註定無法結出幸福快樂的果實，只能換來“灰心流淚”的蒼涼落寞。
詩歌倘若就此作結，紅燭便成了理想幻滅者的代表，這當然不是詩人的真正意願，也不符合20世紀20年代初的中華文化表征。新文化的高潮雖已湧過，奮鬥與創新的精氣神卻依舊存在於鼓蕩著青春激情的新壹代文人的靈魂中。在這壹特定時代背景下，聞壹多借助“紅燭”這壹意象傳達出的就不會是面對厚重現實的無可奈何，而是直面慘淡人生和淋漓鮮血的勇氣，是“不可為而為之”的堅毅。於是，詩歌再次走向振作，以“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行動宣言，將現實人生的各種“灰心”毅然決然地拋諸腦後，只留下壹顆執著的心，在理想與幻滅並存的大地上無怨無悔地耕耘。
1.《紅燭》應該學什麽
《紅燭》是部編版高中語文必修上冊第壹單元第二課選錄的第二首必讀詩歌。其課程定位與《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大體相同，依舊側重於“詩歌內容鑒賞”“詩歌意蘊探究”“詩歌抒情手法探究”和“嘗試寫作詩歌”四項。
課後“學習提示”中，《紅燭》的主題被確立為“化用‘蠟炬’這壹古典意象，賦予它新的含義，贊美了紅燭以‘蠟炬成灰’來點亮世界的奉獻精神”。要求“註意體會詩人如何借助與紅燭的‘對話’來表達青春的困惑與希望，以及對理想的堅毅追求”，關註“洋溢在詩中的幻想與情緒渲染，感嘆詞的回環使用，詩句長短錯落形成的節奏感”。
2.《紅燭》中的認知沖突與和解
《紅燭》誕生於1923年。創作《紅燭》時，聞壹多已在美國生活了壹年時間。西方文化無處不在的強烈自我意識，勢必會在壹定程度上搖動聞壹多從啟蒙之初便開始接受的中華儒家文化思想，令其不得不站在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時代背景下審視個體生命的存在價值。但聞壹多靈魂深處激蕩其壹生的，始終是傳統文人的家國情懷。此種由童年時期植入生命的元認知，決定了他縱使接受了十多年的新式教育的洗禮、經歷了近八年的新文化思想啟蒙，但也只是將其由祖輩處傳承的功業意識剝離出主導思想，並未削減其“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擔當。故而，當聞壹多將多年來的詩歌匯編成集時，其情感依舊傾向於古典主義的舍生取義，致力於頌揚“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徹底奉獻精神。
然而聞壹多畢竟不是生活在文化與思想的真空中。“五四”精神對舊文化、舊道德的徹底性摧毀，西方文化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極度推崇，20世紀2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沈重現實，都在特定的時空中逼迫著聞壹多不得不全方位思考奉獻與犧牲的價值。投射到《紅燭》中，此種思考便體現為壹方面詩人熱情洋溢地頌揚紅燭的自我燃燒與點亮，另壹方面又反復喟嘆整個社會的無邊黑暗與難以改變。與魯迅壹樣，聞壹多也清醒地認識到“世人”的冷漠、自欺，幻想著憑借了壹己之力而“燒破世人的夢，燒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們的靈魂，也搗破他們的監獄”，但“流壹滴淚，灰壹分心”的現實卻又隨時警醒他不得不反思此種燃燒的真實意義。現實與理想，在特定的時代與特定的靈魂中凝聚成壹個因果關系的死結，靈魂向往著創造光明，現實卻只能收獲灰心流淚。
有沒有壹種方法，能夠求得現實與理想的調和？魯迅寄希望於“真的猛士”，聞壹多則訴之於“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價值取舍。聞壹多並不否認社會的黑暗和國民的愚昧，也並不隱藏自身對社會的失望甚至絕望，但絕不因此而放棄了自身的努力。此時的聞壹多，或許是壹位社會改良主義者，只想著盡最大的力、發最強的光，在層層暗夜中獲取靈魂的安寧。
3.《紅燭》與《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的情感差異
從詩歌風格而言，《紅燭》直面沈重的現實而抒發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屬於典型的現實主義；《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淡化社會環境而壹味放大個體的創造力量，屬於典型的浪漫主義。從詩歌情感而言，《紅燭》悲而不傷，在“山重水復疑無路”中試圖用自身的壹腔熱血作路標，以偉大的犧牲抒寫並不繽紛的圖畫；《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張揚有余而厚重不足，在“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極度自信中無限放大青春的力量，用濃烈的浪漫遮蔽了現實的慘痛。如果將這兩首詩歌比作兩個歷史人物，則《紅燭》只能是杜甫，《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只能是李白。
4.《紅燭》是壹首詠物詩。詠物，或托物言誌，或借物抒懷。聞壹多借“紅燭”這壹意象，言了何誌，抒了何懷？
提示紅燭燒蠟成灰，為創造光明而徹底犧牲自我；紅燭傷心落淚，為創造光明而忍受各種苦痛；紅燭以“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價值訴求，追尋將個體無私奉獻於並不美好的時代的決心……紅燭的這些品質，代表的是詩人內心中秉持的價值觀念。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社會大變革中，詩人懷揣赤誠的愛國愛民之心，可能通過自身的奉獻而喚醒世人沈睡的靈魂，為世界帶來“慰藉的花兒”和“快樂的果子”。可以說，“紅燭”就是詩人光輝人格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