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文人有感於社會的動亂、民生的雕敝、生命的短暫、興衰榮辱的難以把握，不免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索，老莊思想由此擡頭。其時，文人感慨良多，詩歌抒情言誌的功能得以充分發揮。建安作家以三曹為核心，“七子”為羽翼，“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時序》）。對建安文學的上述特征，後人稱作“建安風力”或“漢魏風骨”。告別了建安時期非功利、主緣情、重個性、追求慷慨悲涼之美的文學之後，從西晉至東晉，土族貴族們在富貴安樂的生活中卻又滿懷憂患，時常被卷入政治漩渦，“常畏大羅網，憂禍壹旦並”的終日惶惶，在他們的作品開始表現出順應環境、保全性命的思想傾向，壹些詩人寄情於山水，安息精神。在玄學盛行的當時，《老》、《莊》之學風靡壹時，名士們無不以談玄為時尚，在這種清談玄理的風氣影響下，“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文學盛行，文學作品中也充斥著“無為”、“無名”、“逍遙”、“齊物”等抽象概念，“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部分士人則逐漸認清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遠離險惡的政治，懷著憤懣的情緒隱居，作為對當時政權的無聲抗議。這是魏晉名士的根本特點。這壹時期最為著名的名士是“竹林七賢”。“七賢”指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鹹、向秀和王戎。他們放曠不羈，常於竹林下，酣歌縱酒，其詩文也更多表現曠達的情懷和山水、隱居等內容。而承續阮籍、嵇康等人傳統的陶淵明則將林泉之隱發展到了壹個十分完備的階段，開拓出山水田園詩的新境界，被推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鐘嶸（《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