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蜀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與巴山蜀水有直接的聯系。對於巴蜀子民，由於地處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四川盆地，氣候濕潤，物產豐富， 社會生活相對安定。人們自然容易安於富足，重土難遷，與政治中心遠離，形成所謂“ 盆地意識”，容易具有較強的排他性，而缺乏開放性。但也正是因為巴蜀四塞封閉的盆地環境，激勵、培育了巴蜀人沖出盆地，開放與兼容的“集體文化性格”。
? 西漢時期的司馬相如、揚雄壹系及唐朝時期的李白，於其性格與文作都可窺見巴蜀文化“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且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與兼容的“集體文化性格”成為了巴蜀人最大的特色。
?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生於漢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 卒於漢武帝元狩六年( 前117年 )。年青時他被文翁派往京師研讀“ 五經”，走出了巴蜀。司馬相如投在梁孝王劉武的麾下，結識了枚乘這壹辭賦大家，為其日後創作《子虛》、《上林》 等著名大賦奠定了基礎。到漢武帝時，他的《子虛賦》讓漢武帝發出“恨不得與這位作者同時”之嘆，他也因此實現了他人生的重大轉折，甚至因此確立了他在漢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司馬相如文學生涯的發展過程 ，體現了巴蜀人走出了四塞封閉的盆地環境之後，善於學習，善於吸收，眼界擴大，且極具開放性與兼容性。
? 司馬相如與揚雄賦的文章創作，是在開放性之下吸收了南方楚辭藝術的結果。如其賦中瑰麗的想象、華美的詞藻、恢宏的氣勢都帶有以《 離騷》為代表的楚辭藝術的特征。宋洪邁《容齋詩話》有雲“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仿。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此為結構運用之兼容。劉勰評價相如賦曰：“及《離騷》 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 嵯峨’之類聚，‘ 葳蕤’之群積。及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此為語言運用之兼容。
? 司馬相如、揚雄等人也能在壹片歌頌聲中不忘針貶之責，不忘諷諫之意。如《上林賦》所展示的天子遊獵場景及篇末的諷諫是司馬相如不忘針砭；《羽獵賦序》中“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乃揚雄不忘諷諫。這也是巴蜀人封閉之外，開放之余地進行的新的創造。
? 巴蜀有既富且險的特殊自然條件，地勢險要，經濟發達。《華陽國誌·序誌》曰：“西土險固，襟帶易守，世亂先違，道治後服，固逃逋必萃，奸雄覬覦”。又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蜀中鬥絕，易動難安”的說法。帶有封閉性的巴蜀地理環境，養成了巴蜀人高傲、叛逆、敢於抗衡的性格。司馬相如“常托疾避事”，不與漢武帝當庭關系過密；揚雄“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與當權者同流合汙；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不拘禮法、不畏權貴、豪放不羈、大膽叛逆。
? 李白不拘禮法、不畏權貴、豪放不羈、大膽叛逆的性格可說因巴蜀“封閉”的環境而形成，然而李白的思想卻是如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書中寫的“李白的思想……基本是儒、釋、道三家的混合物”這是因為他自小生活在復合型、雜交型的巴蜀文化氛圍之中。李白也因此得以吸收各家所長，開闊心境與眼界，解放思想，在詩歌創作上取得輝煌成就。除此之外，李白能在詩歌創作上取得輝煌成就還得力於巴蜀文化的兼容性。
? “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東涉溟海,南窮蒼梧,北至幽燕,西去隴右,祖國的名山大川都留下了李白的足跡。廣泛接觸了中華各地域文化：南方的楚文化、吳越文化,北方的齊魯文化、燕越文化、三秦文化。”李白詩歌最顯著的特色之壹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想象奇特而誇張，這是因為他曾在楚文化的腹心地帶“酒隱安陸，蹉跎十年”。李白離楚後，又在以儒家思想為指導，重視傳統，重視倫理，質樸務實，富於進取的魯文化地區長期定居，故而成就了其積極的入世思想。
? “李白受地域文化的影響有先有後，有深有淺，有主有次，但影響最深的仍是巴蜀文化。”因為巴蜀文化的“封閉”性，他不拘禮法、不畏權貴、豪放不羈、大膽叛逆；因為巴蜀文化的“開放”性，所以他浪漫而積極。
? 無論是西漢時期的司馬相如、揚雄，還是唐朝時期的李白，都受到了巴蜀文化“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特點的影響，也可從中看出巴蜀人開放與兼容的“集體文化性格”已具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