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他們觀點之間的異同和聯系。
西方文論的源頭是古希臘。古希臘文藝理論起源於公元前6世紀,興盛於公元前5-4世紀的伯裏克利時代,即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在這個時代,西方文藝思想和美學思想沿著兩條不同的路線發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因此,要真正把握西方文論的發展,就必須了解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思想。基於這樣壹個動機,本文試圖對他們的文學理論作壹個總體的闡釋。
壹、柏拉圖的文學思想和他的“理想國”
在藝術思想上,柏拉圖否認戲劇、詩歌等模仿藝術具有健康積極的社會功能。他認為藝術要訴諸情感,而情感是人格中最卑微、最不理智的部分,會使人誤入歧途,甚至死亡。柏拉圖強調了文學的社會教育作用。他認為“再美的詩歌,如果不符合對青少年和成人的教育要求,就會被刪除和禁止”。柏拉圖的藝術思想根植於他的政治觀點,他構想了壹個完美的社會——“理想國”。柏拉圖的《理想國》認為,社會完全被接受性所控制,它的統治者和成員必須受過良好的教育,頭腦清醒,沒有感情,被接受性所控制。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衛和建設好自己的國家。
柏拉圖非常重視《理想國》中人民的教育。在談到教育時,他特別提到了藝術的教育,因為藝術具有不可估量的感染力和導向作用。考慮到他在理想國的政治目的,他否定了藝術教育的積極作用,也否定了戲劇和詩歌可以教會人們真理。在柏拉圖看來,理想國的捍衛者應該是“冷靜理性,勇敢頑強,誠實善良,知足常樂,善於自控。”在荷馬史詩中,神和英雄的道德品質經常被貶低。例如,阿基裏斯被描繪成貪婪、自負和殘忍的人。凡此種種,他認為,“這種故事對觀眾也是有害的”,“像這樣的英雄也做過同樣的壞事”,“必須禁止這種故事,免得年輕人聽到了,容易做壞事”。
在戲劇方面,柏拉圖認為戲劇只能給觀眾帶來邪惡的心理影響。他認為悲劇和喜劇是因為它們會引起觀眾恐懼和憐憫的情緒,這種情緒對於理想國的捍衛者來說是不合適的,應該被淘汰。
二、亞裏士多德的藝術理論及其作用
亞裏士多德肯定了藝術模仿的作用,並將藝術模仿與快感聯系起來。亞裏士多德認為,人們在藝術作品中看到現實世界事物的反映和體現後,會感到愉悅,即使看到現實生活中壹些平時害怕並極力回避的事物,如兇猛的動物、屍體,仍然會感到愉悅,因為藝術形象是壹種被美化、理想化的現實,使人願意並樂於面對它。亞裏士多德從戲劇的功能論上再次證明了戲劇是“對人類行動的模仿”。亞裏士多德認為戲劇的積極作用之所以能在社會中發揮作用,是因為人們愛美,因為藝術作品能讓人感到快樂,學習知識。因此,與柏拉圖不同,亞裏士多德認為藝術具有許多積極的社會功能。
亞裏士多德認為,讓城邦和公民快樂無疑是藝術最大的效用。他認為藝術有三個作用:1。亞裏士多德認為文學藝術具有“教育”的功能。柏拉圖認為藝術是對虛幻實體的理解,亞裏士多德認為藝術是對“第壹實體”的理解。藝術來源於經驗,經驗高於經驗,比經驗更接近科學。2.文學藝術具有“凈化”的功能。他認為德性是主體間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極致的美。3.文藝可以提供“精神享受”。亞裏士多德認為,“人們總是對模擬作品感到高興。”文藝作品的凈化能使人的情緒保持適度,既能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又能產生輕松舒適的快感。
在戲劇中,亞裏士多德以悲劇為例,認為悲劇引起的恐懼和憐憫可以凈化觀眾的恐懼和憐憫,因此是健康的、無害的、積極的,以此來反駁柏拉圖消極的文藝觀,為此,亞裏士多德特別提出了“Ka Tasis”理論,突出文藝的陶冶和凈化功能,為了避免戲劇的負面效應,亞裏士多德對戲劇的情節安排提出了特殊要求。悲劇的完美布局應該是單壹布局——有缺點或錯誤的好人由順境轉逆境。
3.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文學觀之比較
柏拉圖的作品采用對話體,生動活潑。他的文藝觀被包裹在其他思想中。他的文藝觀的哲學基礎是“理性形式”,他認為美是美的理性形式的壹種劃分。亞裏士多德的作品采用嚴謹的話語風格,思維結果和思維過程同時呈現,而他的文藝觀始終獨立於其他思想之外。他的文藝觀的哲學基礎是“實體”,認為“美在於體積和排列”。
柏拉圖的摹仿說認為,文學摹仿就像照鏡子,只能得到形象,而不能給人知識和真理。文學模仿是為了迎合人性中壹些卑劣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比如憐惜癖、幽默欲等。亞裏士多德的模仿論把文藝和歷史相比較,認為文藝模仿的是按照概率和必然性發生的事情。文學模仿是人從小就有的模仿本能,能凈化或培養人的情感。
在文藝的功能上,柏拉圖鄙薄技巧,註重文藝的實用效用,而亞裏士多德更註重文藝的審美愉悅,同時也不忽視文藝的實用效用,對各種文學體裁的技巧都有詳細的論述,沒有提及靈感。柏拉圖贊成間接敘述,反對以文學模仿的方式進行戲劇式的直接敘述。亞裏士多德認為直接敘事優於間接敘事,肯定了純粹直接敘事的戲劇。
第四,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文學觀的聯系與繼承
熟悉西方文論的人都知道,亞裏士多德是柏拉圖的高足弟子。但是,他並不是因為繼承了老師的學說而出名,相反,他在西方學術史上和柏拉圖壹樣,是因為批判老師的學說而出名的。亞裏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流傳千古。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在許多文學理論上持有不同的觀點,這也促成了古希臘文學思想的繁榮。在文學功用論上,亞裏士多德繼承了柏拉圖註重社會功利的觀點。但也有壹些不同之處。柏拉圖關註的是繼續奴隸主optimates的政治統治是否有益;而亞裏士多德則側重於是否有助於提高城邦公民的德性,實現其“* * *與政治”的社會理想。亞裏士多德批評了柏拉圖貶低審美愉悅的觀點。柏拉圖將快感視為“人性的劣等部分”,認為“令人愉悅的快感”是“促使殘疾人理性”亞裏士多德則相反,將審美快感和“幸福”這壹有益於城邦的最大效用與人生的終極目標“完美”聯系起來。
總之,柏拉圖為了他的神學觀念和政治觀點的需要,為了他的理想國的理想,否定了文學藝術,尤其是戲劇、詩歌等藝術形式的積極作用,甚至抹殺了它的社會需要。亞裏士多德基於文學審美和藝術發展的需要,駁斥了柏拉圖的這壹主張,認為文學具有積極的社會功能,即具有凈化和陶冶人心的功能。他們關於文學藝術社會功能的理論對當代文學理論、文學創作的發展以及文學藝術的欣賞和審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