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敏明確總結了自己和詩歌的關系:“我的工作環境可能離詩歌很遠...我也遠離詩歌圈，和詩歌圈接觸不多。詩歌是壹種個人勞動。我認為詩歌不僅僅是壹種形式，更是壹種有思想有意義的形式。但詩絕不是思想的表達，思想是詩中的詩性思想。詩歌對詩人來說是壹種語言上的冒險，也是壹種精神上的發現。”這種真誠的說法並不是什麽新理論，但卻體現了詩人對世俗命運的尊重和包容:個人的生活方式無法承受詩歌的情調，詩歌本身也不要求作家犧牲世俗生活。日益被金錢腐蝕的日常生活，表面上可能並不詩意，但詩意的提煉和發現，關系到壹個人的智慧和靈魂的純凈。這是從灰塵中提煉黃金的過程。在我看來，楊曉敏的詩具有這樣的品質。他是獨特的。退壹步說，考察他的其他社會學著作，可以看出他也是壹個獨立的思想家。因此，對楊曉敏來說，詩歌完全是在他個人的精神境界中被挖掘出來的，並且在無聲無息中成長。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在今天悄然達到壹個耀眼的高度的。他的詩歌最大的特點就是能隨著時代的變遷及時作出詩意和語言上的自覺回應，就像壹根充滿生命力的青苔，寄托在詩人創造的虛幻基石上。它拒絕接受當下庸俗小氣的詩壇的暗淡光輝，也拒絕日常生活的嚴酷恐嚇。它是壹部孤獨的個人精神史的詩意記錄，壹個精神奇跡。
今天，他的態度是壹個真誠、勤勞、內斂的匠人，不斷鍛造語言的金屬，握著詩歌的金枝讓它發光，照著他壹路上走過的所有鄉村和城市，黎明和黑夜，天空和大地，他所有的收獲，那些軟綿綿的詩的詞句，都超越了物質，但最終都匯聚成壹種別樣的詩。
在仔細閱讀楊曉敏的詩歌並以新的批評方式對其進行解讀後，我發現楊曉敏作為壹個作家更能吸引我的註意力。曾經我像戴荊棘冠冕壹樣默默地把詩人的頭銜戴在頭上，總會感到壹種深深的憂慮，因為今天壹個詩人的身份，在長期被政治擠壓的黑暗的歷史隧道裏，逐漸成為某些人的道具和戲服。在今天，評判壹個人的“詩人氣質”已經成為對不合適的人的壹種善意諷刺，甚至成為對詩歌輝煌的追求。到了今天，也變成了“功夫在詩外”原則交換的陰謀。但是，楊曉敏寫詩、做人的努力、認真、樸素，壹直給我壹些說不出的暗示和啟示:詩歌壹直以來給人提供的只是內心的啟迪和無形的精神慰藉，只是提升個體生命和精神品質的壹種方式，並沒有太多的實際利益可以炫耀。
楊曉敏之所以遠離非萌芽詩壇，正是基於上述考慮。在他為詩人創作的壹首同名詩中，他用極其簡單的語言揭示了自己作為詩人的精神來源和角色定位:“在藍色的電視大樓裏/我打開了明亮的窗戶/壹列火車出軌/壹個性感的女孩/貼在紅色的道口上/在這個令人興奮的城市裏/我的頭發。
在這幾行自畫像的寫法中，我看到的是充滿了巨大的漩渦般的矛盾，是理智與情感的矛盾，是日常經驗世界與理想情境的矛盾。對此，楊曉敏自己說:“我的寫作本身就很矛盾。作為壹個詩人，我很想爭取更多的公共空間或者更多的讀者。就我的寫作而言，側重於個人敘事、心境、人生體驗和心靈成長。可以說是個人化、個性化的寫作，充滿了隱私和焦慮。這也是我的困惑。現在公共空間太小，詩歌壹直處於兩難境地。詩歌被壓抑在很小的空間裏，這也是它悲劇的壹面。像我的寫作，在可能的私人空間裏，在保持個人獨立性的基礎上，盡我所能幫助中國新詩的成長，這也是壹個中國詩歌作家的方向。”這種矛盾構成了詩人楊曉敏全部的精神困惑和艱難抉擇。在城市倒映的天空裏，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裏，詩歌被野蠻地推向了想象和記憶的領域。對楊曉敏來說，這位詩人退到個人角落和人類原始背景的姿態完全是壹種自願的個人選擇，這也是基於理性和情感的雙重原因。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我可以看到，在城市生活了15年後，回望農村背景始終伴隨著他的寫作過程，是壹個有著農村文化的思鄉人。所以，這並不是說楊曉敏是壹個倒退的鄉村遊吟詩人，缺乏現代詩歌的概念。他不是在壹廂情願地擁抱古老的封閉之地，而是在不斷深化和升華這種內在的靈魂訴求，把這種想家的回眸，變成中國終將從農業文明大國向現代甚至後現代國家轉型的非常準確而深情的記錄和註腳。
在過去的十年裏，他的寫作經歷了不同階段的幾次轉變，他的思考角度也在不斷拓寬。其中詩歌寫作是壹部分，理論成果也是壹部分。在這些不同的寫作形式背後，隱藏的是作者對語言的苦心批判，對單純的鄉村抒情和都市生活的不滿，以及他對學術背景的極端個人化的呢喃寫作和“知性”寫作，以及他始終堅持的近乎偏執的好詩標準。
也許在楊曉敏在詩壇聲名鵲起、榮譽沈澱之後，在魯迅文學獎的詩歌桂冠落到他頭上之後，再去追溯和描述他寫作的奧妙，為時已晚，我的發言可能有跟風之嫌。但是，讀完了楊曉敏的大部分詩歌，我特別想說，相對於永遠熱鬧的詩歌世界，這位孤獨而執著的詩人體現了壹種新的詩歌風範和語言現實。而且，即使他從詩歌本身獲得了壹些真誠的贊美和回報，我依然堅定地呈現我個人的想法，和所有關心詩歌的讀者壹起，重新認識和享受他純粹屬於詩歌的探索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