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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詩歌風格賞析

讀席慕蓉的詩,我們可以感受到以下四個鮮明的特點。

壹、最好的純情,安靜平和:

席慕蓉的詩歌體現了天真、寬容、善良的精神內涵。詩人追求絕對的愛和永恒的愛,這在《七裏香》、《壹棵開花的樹》等多首愛情詩中都有體現。無論是愛情、工作還是生活,單純和真誠都容易在復雜的事件中遭遇痛苦的折磨。尤其是在工業社會和商業大潮中,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和自我分裂已經成為現代人的壹種頑疾,詩人向她解釋了詩歌的成因:我整個上午都在努力調整自己的步伐進入行列,卻沒有人註意到我的加入,我整個下午都在走出人群尋找最初的自己,卻沒有人關心我。面對社會病態,詩人以壹首《詩的價值》表達了她對人生的哲思和仁愛態度:“我如金匠/日夜敲打/只為將我的痛苦延展成薄如蟬翼的金飾”,“將悲傷的源泉化為/閃亮柔美的文字”,同時表達了對過去的日子和自然“淡淡的陽光和淡淡的花香”的廣義。在《行板至歌》等代表作品中,以從容、自在、閑適的方式和文字表達對人生的智慧和領悟,既啟迪讀者又賞心悅目。這對處於80年代經濟大潮中的中國大陸和臺灣的讀者來說,無異於春風和陽光。

二、通俗質樸,中國魅力:

席慕蓉的詩完全沒有難句,語言簡單卻清新淡雅,接近普通讀者的審美品質。由於擅長古體詩,詩人還善於將讀者熟悉的古典意象帶入自己的詩歌,這使他的詩歌充滿了中國韻味。蓮花心,緣起,鄉愁等。就像壹杯杯清香淡澀、甘甜的中國茶,讓人回味無窮。

在臺灣現代詩歌的代表人物中,洛夫的詩歌具有古典美,余光中是憂郁的,鄭愁予是天才作家。相對於臺灣省現代詩潮的“世界性”、“超越性”、“純粹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壹些晦澀,席慕蓉的詩更具有普世的人間情懷。這種“人情”可以稱為“世俗情懷”,既是對現代人精神失落的現實關懷,也是對大眾審美素質的密切關註。不管詩人本人有沒有這樣的寫作意識,事實的結果已經被弄成這樣了。詩人的創作雖然是個人的,但卻反映了整個時代的平均詩歌水平,所以能獲得廣泛的認同。同時,作為詩歌中的藝術作品之壹,詩人依然保持著詩歌的本色,這與70年代末臺灣省現代詩歌中改寫古典主題或發展古詩詞意象的探索接近,也頗能體現新生代對現實的關註。當然,這是壹種宏觀的關懷。詩人在個性描寫、現實闡釋和藝術雕琢之間,無意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對此,席慕蓉曾在2006年上海書展上謙虛地說:“我為自己寫書,我是我的第壹個讀者。我覺得寫詩是我這輩子最自由的,不受人的幹擾...從1981到2004年,從我的第壹本詩集出版到現在(2006年——作者引用)。如果非要問賣得好的感覺,我只能說這是我的運氣。”

三、詩中有畫,朗朗上口:

首先,席慕蓉是壹位優秀的畫家,所以她的詩總是透露著壹種繪畫感。她結合中西繪畫技法,用敏感細膩的筆表達了對永恒愛情的向往,對美好青春的長時間沈思,以及對飛逝歲月的無奈與悲傷。詩集《七裏香》、《無怨的青春》中有許多詩畫,《山月——舊作之壹》就是其中的代表。深山裏的午夜,松林的輪廓像波浪/月光/妳笑著說那不是松樹/不管是什麽,那是深遠的黑色和透明的藍色/有點淡藍色和銀白色/還有那淡淡的綠色映出妳在林中/在妳的林中。

詩人運用色彩、色調、明暗、光線等繪畫技法,使畫面富有詩意,遠近適宜,古樸清淡,充滿中國水墨意境。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古代王維的經典,也屬於臺灣省70年代“新生代”的創作傾向之壹。但是席慕蓉似乎並沒有把自己歸為壹代或者壹派的傾向。她是局外人,她的詩仿佛是寫給自己的,所以真摯感人。

席慕蓉的詩歌還具有中國古典詩歌“音樂性”的優秀傳統,時而如慢板音樂,時而如清泉山泉,舒緩深情,韻味十足,朗朗上口。這也加強了藝術的感染力。

四、女性寫作,婉約而纏綿:

前不久,在陳、、謝春池老師主持的鼓浪嶼詩歌節上,有壹個環節專門討論“女性與詩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福建的安琪的“中性寫作”、陜西的的“女性寫作”、廣東的馬麗的“及物性詩歌”。當時我也發表了壹點個人寫作心得,可以概括為“無性寫作”,即寫作時沒有性別的預存意識。詩歌反映的是當下的情態、感覺、情感等,所以同壹位詩人壹生中的不同作品既有微小的情感反映,也有更廣闊的表現。既然是文明的進程,那麽女性詩人和男性詩人的寫作首先應該定位為人類的寫作,不應該有性別界限。

席慕蓉的詩意境清麗恬靜,情感質樸純真,語言親切柔和,猶如現代的李清照,本質上相當婉約纏綿。她溫柔、嫵媚、癡迷、憂傷的修辭風格深深地烙上了男權文化語境的烙印;然而,她詩歌中所體現的對愛情的態度、追求和理解,充分體現了壹個接受西方文明的現代女性的獨立精神。同時,由於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大陸的舒婷率先寫出了《致橡樹》等優秀作品。兩人藝術傾向不同,意識相近,影響相當,在女性詩歌和兩岸同胞地域差異中頗具代表性。

席慕蓉是壹個純粹的藝術家,集詩、畫、寫於壹體,成就非凡。在詩歌創作中,席慕蓉不僅善於吸收中國古典主義的營養,而且遵循以情感為中心的表現原則,采用中國古代詩歌的技巧,追求詩歌的藝術美。但也受到50、60年代臺灣現代詩的影響。所以她的詩可以說是“既俗又雅”,既符合大眾,又高於大眾;高於大眾,能被大眾接受和喜愛;於是,它為大眾打開了通向詩歌殿堂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