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七絕分為詠史和寫景抒情兩大類。
他的史詩,善用翻案之法,令人耳目壹新。“江東多才子,東山再起未可知”(提烏江亭)頗為獨特。杜牧誌向不大,註意兵法,向往貞觀遺風。這首詩意在表達他恢復唐朝國力的政治野心。可見他的史詩往往具有鮮明的政治針對性。
在杜牧的七絕中,最能代表其詩歌成就的是寫山水抒情詩。杜牧的七絕山水畫意豐富,充滿生機,明麗的畫面給人以美感。他的壹些詩,如《姑蘇花園》,小巧別致,妙趣橫生。有的像太湖奇石,素雅中透著淡雅,不經意中透著靈動。他的作品中,既有“白鷗飛散溶溢”的漢江春色,又有“馬放平沙夜不收”、“墻上鳥高無狼煙”的邊塞奇觀,極為精彩。其實杜牧本人就是丹青專家。據《畫史》記載,米芾曾稱贊杜牧的《維摩畫像》“妙不可言”。身兼詩人和畫家雙重身份的杜牧,將詩畫有機地統壹起來,形成了詩中有畫的獨特魅力。
杜牧任黃州刺史時寫了壹首《祁安縣後池詩》,就鮮明地反映了杜牧詩歌的這壹特點。詩雲:
淩穿浮萍青錦池,作千枝玫瑰。
整天沒人看小雨,鴛鴦浴紅。
全詩色彩細膩,濃而不艷,以綠為底色,用筆潑墨,在鴛鴦“紅裙”和鶯鶯綠水的映襯下,呈現出壹種優美和諧的風格。而杜牧則動態地把握意象,使景物充滿商業氣息,栩栩如生,尤其是“頭”、“弄”、“浴”三個字。雖然只有幾筆,但境界都出了。夏穎的演唱增強了畫面的音效,靜、動、聲通過詩畫的鏈接和諧統壹。
詩人具有高超的藝術概括能力,加上對自然美敏銳的感覺和細致的觀察,用筆觸描繪出壹幅完整而生動的畫面,而江南美景、秀美山川為作者提供了廣闊的藝術創作空間,使其詩歌具有永恒的藝術魅力。
杜牧被稱為“小杜麗”,這是與李商隱相對應的。從風格上來說,也和壹山有些相似,壹方面是在色彩鋪展上,壹方面是在句法雕琢上。而杜牧的七絕更為嚴謹,蘊含著深刻的思考,營造出耐人尋味的明朗意境。王國維說:“文學作品與否,要看它的意境,看它的深度。”在杜牧的代表作品《江南春》和《伯秦淮》中,雖然明確寫為情景,但用情景表達興亡之感和人世之悲,確實感人至深。李義山還擅長比較和寄托的方法。但正如阿清王朝劉熙載所說,“杜樊川的詩豪邁豪邁,李樊南的詩深情。”杜牧豪爽,有時被迫像李白,即有惆悵,也有曠達;而李商隱則刻意追求深沈的音樂之風,朦朧華麗,略顯晦澀。
為了在詩歌中營造這種流暢的意境,杜牧常常選擇清澈宜人的景物作為意象,如“青山”、“夏鶯”、“白雲”。就連他經常寫的“下雨”場景,也往往沒有蕭瑟之意,反而更加自然清新。
杜牧壹直有濟世之誌,吳武靈稱他為“壹個真正的王者也是壹個人才”,他也追求自己詩歌的風格,那就是“求最高,不奉異域,不涉飛谷”。即使心情不好,他的詩也是活潑向上的。如《萬虎魏體家亭子》中,詩人的句子挺立,描寫了“曲竹飄成壹片棉花”的景象。《在襄陽為死去的朋友哭泣的魏守鵬》是壹部悼念作品。秋風在眼前颯颯,詩人想的卻是“月色下吹笛過河。”
杜牧七首詩的美還體現在他的語言立體、擬人化、比喻化,傳達了自然景物的“神”。阿清詩人袁枚在《園中詩話》中說:“壹切詩文,都要永遠立在紙上,不在紙上,人活著就立著,人死了就躺著,筆也是。”杜牧的語言做到了“立”在紙上的功夫。
在《祁安縣我的話題》中,作者寫道:
二極夕陽溪橋上,半縷煙柳影。
多少青蓮相依相恨,回望西風壹會兒。
荷花寫得如此傳神,正是得益於“立體”的語言和比喻。“背”和“背”兩個字壹出來,我就覺得荷花壹直“站”在紙上,運動而不失自然之美,巧妙地把荷花背上的西風貼在人的背上使縫線看不見,形成了和諧的局面。
杜牧《七絕》中比喻的例子很多:“梨花落中晚風壹樹”(《白鷺》),把驚魂飛魄散的白鷺比作風中飄落的梨花,清新明朗;“水線似參差池中燕”(《河上,偶見絕句》),以皺絹比喻水波,新穎貼切。談到比喻,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中說:“所以,比喻雖繁,切中要害更重要。”杜牧的詩之所以自然貼切,是因為他的詩深情感人。無論是“壹枝燭心別樣,為他人落淚至天明”,還是“夕陽西下,東風怨鳥,落花尤似倚樓”,可謂字字凝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