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寫作。他贊揚革命和工人階級，但他沒有從根本上理解革命和蘇維埃制度。因此透露出放蕩不羈、玩世不恭的“葉賽寧氣質”，這方面的代表作是組詩《莫斯科酒館的聲音》(1921—1923)。“葉賽寧氣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浪漫主義時代具有兩面性的“浮士德精神”，尤其是“拜倫式英雄”，大致可以看作是同壹位詩人在不同時代的表現。“葉賽寧氣質”實際上是“最後壹個鄉下詩人”在時代變遷中發現自己站在了時代發展的對立面的獨特表達。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認為:“葉賽寧把他的生活當作壹個童話。他就像伊凡王子騎著灰狼漂洋過海，抓住伊莎多拉·鄧肯，就像抓住火鳥的尾巴壹樣。他的詩也是用童話的方式寫的。有時候像撲克牌壹樣排列，有時候用心裏的血記錄。他的詩中最珍貴的是家鄉的風景，那是俄羅斯中部的梁贊省，到處都是森林。就像他小時候壹樣，他用令人眩暈的新鮮感來描述它。”葉夫圖申科(1933-)稱他為“最純粹的俄羅斯詩人”:“葉賽寧的詩歌是壹種本土現象。葉賽寧的音韻學放射出俄羅斯土地結構所特有的礦物的神奇光彩。葉賽寧的詩歌是俄羅斯自然和俄羅斯語言(包括童話、歌謠、鄉村民歌、諺語和俗語、咒語、哀歌和傳世的儀式歌曲)的獨特產物。”他們對葉賽寧的把握無疑是極其準確的。“突然像打牌壹樣把字陣攤開，然後用心裏的血寫下來”是“葉賽寧氣質”在他詩歌創作中的兩種不同表現。之所以被稱為“最純粹的俄羅斯詩人”，正是因為葉夫圖申科從深層次上把握了“葉賽寧氣質”的成因:他出於對俄羅斯鄉村的執著，無法認同現代文明對鄉村的強力推動及其破壞。如果說普希金是壹位走在時代前列、爭取民族自由的詩人，那麽葉賽寧無疑是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壹個時代的“惡棍”，他渴望保存特定時代的地域文化。高爾基在分析他的死亡時認為他死於城鄉文明的沖突中，這是相當深刻的。葉賽寧與白銀時代其他詩人的不同之處在於，十月革命後，他並沒有流亡，而是像吉庇烏斯等人壹樣，發誓要與十月革命勢不兩立。除了和鄧肯壹起旅行的那兩年，他壹直堅守在俄羅斯的土地上。然而現實的發展讓他越來越難過:“在藍田的道路上，很快就會出現/鋼客。/燕麥浸泡在朝霞中，/只剩下壹些枯萎的谷粒。//陌生而沒有生命的打谷場，/我唱給妳的歌不會讓妳活下去！只有那些馬和燕麥/會為他們的舊主人悲傷。”在《四旬祭》中，他直接用“鐵馬”(即火車)與活馬競爭的典型場景來體現這種沖突。與他生活在同壹時代並有交往的帕斯捷爾納克對葉賽寧充滿了理解和同情:“葉賽寧山水詩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中已經被現代大都市的迷宮所取代。壹個當代人孤獨的靈魂在這個迷宮中迷失了方向，摧毀了道德，他描述了這個靈魂激動人心的非人的悲劇狀態。”
當然，如果把葉賽寧的死僅僅歸結於城鄉沖突，那也不能說明全部。他的三次婚姻引人註目。第壹次婚姻的破裂使這位詩人感到後悔。如果說他之前的放蕩是因為那場讓世界天翻地覆的風暴，他“不明白不祥的事件要把我引向何方”，那麽在賴藝——他和他分手之後，他“繼續墮落”，和他婚姻的破裂無關。在他自殺前壹年，他還寫了壹封信給壹個女人，向賴克傾訴了自己的心聲。歌德說:永恒的女性，引領我們崛起！那麽，失去領先之後會怎麽樣呢？不可否認，葉賽寧的墮落和肉體死亡並不是結局之壹。他與美國舞蹈家鄧肯的閃電戀情既浪漫又充滿苦澀。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走到壹起，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分開。在眾人羨慕又不解的目光中，觸碰愛情的傷口。第三次結婚不到半年，詩人就離開了人世。
在這裏不談詩人的作品，似乎有點說不過去。而我認為葉賽寧之死是困擾現代人的根本問題。無論他是天生的文明人還是經過改造形成的文明人，無論他是與時俱進還是夢回唐朝，他都不可能逃脫葉賽寧遇到的這些問題。葉賽寧之死是多種因素作用於詩人心靈的必然結果，導致了精神危機。在他之前，也有詩人自殺的案例，但詩人自殺的現象是從他開始的。時間總是在流動，歲月還在循環。自從葉賽寧宣稱“我是農村最後的詩人”之後，純抒情詩達到了頂峰，也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