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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介意嗎?

人們常說,壹個好醫生的標準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以說,這本書就是要告訴我們壹個醫生如何從“仁”上升到“仁”。更重要的是,醫生勤奮所需要的這些核心素質,同樣適用於醫學之外的其他領域。所以不管妳在什麽行業,了解這些特點,有助於妳成為更好的自己。

作者阿圖·格溫德(Artu Gwende)是哈佛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的雙料教授,是白宮最年輕的衛生政策顧問,也是《時代》雜誌2010年度“100最具影響力人物”名單中唯壹的醫生。Gwende善於用細致的觀察和生動的筆觸講述身邊的故事。這些故事為我們揭示了醫療行業的奧秘,幫助我們了解醫生是怎麽想的,醫生是怎麽做的。

截止到2018年底,葛文德出版的《博士修煉》、《博士勤奮》、《名單革命》、《最好的告別》四本書,都有了“每天聽這本書”的版本。這裏特別值得壹提的是《醫生的實踐》這本書。《博士的修養》和《博士的勤奮》前後出版了五年。在《醫生的修煉》壹書中,格溫德記錄了自己是如何從壹個新手醫生成長為技術嫻熟的醫生的。在醫生的勤奮中,作為壹名技術嫻熟的醫生,格溫德還在不斷尋找改進的方法。可以說,從“修”到“勤”的內容變化,也反映了葛文德本人作為醫生,從求“仁”到求“仁”的精神發展過程。

好了,我們直奔Gwende帶來的另壹個醫療行業探索。讓我們從勤奮、正確、創新三個角度來看看博士“仁”所包含的核心特質。

第壹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醫生要“勤奮”應該具備的第壹個特質,勤奮。勤奮是否讓醫生以醫院為家,少休息多工作?我不是這個意思。這裏的勤奮是指即使在細節上,醫生也要繼續認真細致。

比如說。脊髓灰質炎,也稱為小兒麻痹癥,是壹種傳染性極強的疾病,後果非常嚴重。現在這種疾病在大多數國家已經消失,但偶爾會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死灰復燃。

Gwende告訴我們2003年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的脊髓灰質炎疫情。卡納塔克邦很窮,當地免疫很差,兒童對脊髓灰質炎完全沒有免疫力。所以壹旦孩子生病,脊髓灰質炎很容易從那裏傳播到整個印度。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世界衛生組織計劃用4萬多人、2000輛車、1.8萬個保溫箱挨家挨戶給420萬兒童接種疫苗,以確保脊髓灰質炎不會流行。

從這些數字妳會知道,這顯然是壹個大工程。但即使是這麽大的項目,最終也要落實在細節上。比如他們要制定壹個詳細的方案,然後層層傳達,把物資和醫護人員調配到位。接種人員必須親自前往500多個交通條件惡劣的村莊,說服那些不識字、對疫苗有戒心的村民給孩子接種疫苗。至於這個過程中的很多細節,比如如何把疫苗送到各個地方,去哪裏找車送疫苗,如何解決疫苗的冷藏問題,如何確定每個地區的接種人數,每壹個細節都要落實到位。

另外,妳知道他們要多久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嗎?只有三天。三天內給420萬兒童接種疫苗,真是不可思議。但是他們做到了。我們不知道他們付出了怎樣的努力,但可以想象,他們壹定是在路上走了三天,渴著解釋,沒日沒夜地工作。他們可以通過Gwende所說的那種極端勤奮來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然而,世界衛生組織領導的小兒麻痹癥“掃蕩”與醫生的日常工作有些不同。“大祭掃”足夠驚心動魄,參與這次祭掃的人也能被他們的奉獻精神和英雄氣概所鼓舞。但更多時候,醫生其實是得不到這些精神刺激的。在每壹個深夜亮著燈的實驗室裏,在每壹個昏迷的病人床前,在每壹個血淋淋的搶救現場,醫生們其實做著和昨天、前天、壹年前,甚至十年前壹樣的工作。在這種持續缺乏刺激的情況下,醫生也會感到無聊和懈怠。在這種情況下,格溫德的“勤奮”也是解決問題的良藥。

是的,妳沒聽錯。即使現在醫學如此發達,但最終決定患者能否盡快康復的,往往不是尖端的醫學發現,而是細節。像“洗手”這樣的小事。

妳可能會說,不就是洗手嗎?有什麽不能做的?幼兒園的孩子都知道飯前便後要洗手。但我想告訴妳的是,沒那麽簡單。當時,壹名奧地利醫生要求醫生和護士在進入手術室前洗手消毒。結果就是這麽壹個小規定,把產褥熱導致的產婦死亡率從20%降到了1%。因為對洗手消毒的重要性有了足夠的認識,現在沒有洗手的醫生護士是絕對不允許進手術室的。

但是如果不進手術室,只進門診和病房呢?結果可能會讓妳大吃壹驚。在門診和病房,真正能按規定洗手的醫護人員不到1/3。醫生也有他們的道理:“我壹整天都在給病人檢查,處理傷口,寫病歷,沒時間洗手!”如果我按規定洗手,我就不用做別的了!“醫生不知道不洗手的危害嗎?肯定不是。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醫院裏很多病人都是因為不洗手而感染上致命細菌的。但是他們就是覺得沒有時間或者沒有必要洗手。

醫院有什麽辦法處理這個問題嗎?妳可能想不到,醫院裏有壹個部門是負責控制院內感染的。這個科室在國內醫院壹般稱為“醫院感染科”,即“醫院感染管理科”。醫院感覺科最重要的職責之壹就是督促醫護人員洗手。為了讓醫生護士好好洗手,醫院都在想辦法。在Gwende的醫院裏,工作人員在細節上下足了功夫。比如多裝洗手池,多供應方便的洗手凝膠,在網站上公布各部門的洗手情況,但效果並不明顯。

後來壹些醫院意識到,人們通常更重視自己的意見,不太在意別人灌輸給他們的意見。因此,醫院組織醫生、護士甚至病人,討論如何解決醫院感染的問題。這種情況完全不同。這樣大家都覺得自己的意見被重視了,開始變得很積極。比如主動把洗手凝膠放在正確的位置,主動提醒同事洗手,給病人看病前自覺戴上手套。改革壹年後,這家醫院壹種致命細菌的感染率終於降到了零。

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是希望有壹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希望所有的問題壹下子徹底解決。但是在醫學上,對於洗手這樣的事情,人們真的很難在技術上找到其他方法。在醫學不那麽容易取得革命性進展的情況下,為了更好地幫助患者,醫生必須做更多的細節,洗手更勤快,態度更和藹,提問詳細等等。這就像壹枚火箭。想要最終發射成功,就必須擰緊每壹顆看似不起眼的螺絲。

其實不僅僅是醫生,任何壹個做事情的人都有勤快與不勤快、細心與粗心的區別。比如在日本,研究如何做出壹碗好米飯需要50年,也有“壽司之神”用壹生的時間研究如何做出壹碗好壽司。我們現在經常提到的“工匠精神”的核心特征,就是格溫德在這裏所說的勤奮和用心。

這裏給大家介紹壹下醫生勤奮需要的第壹個特質,勤奮。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在大規模接種疫苗這樣的公共衛生事件中,還是在洗手這樣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中,醫生的勤勉對最終的醫療結果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二部分

我們來看看醫生要做到勤奮需要的第二個特質。中文翻譯是“正直”,英文單詞是“做對”。其實翻譯成“做正確的事”更合適。那麽如何定義“正確”這個詞呢?1+1=2在數學上是正確的,這壹點肯定無可爭議。但是這個世界上的事情並不都是非黑即白的。在那些不同人有不同看法的灰色地帶,醫生需要做出正確的選擇和判斷。

在格溫德看來,醫生需要面對的第壹種判斷與道德有關。聽到這裏,妳可能會說,我不知道什麽是道德正確?但是對於醫生來說,道德的評判有時候就沒那麽容易了。讓我給妳舉幾個例子。

如果妳是醫生,妳檢查病人私處的時候會讓第三個人加入嗎?不要覺得這個問題莫名其妙。有的醫生覺得壹定要找第三個人,以免以後麻煩;有的醫生覺得自己問心無愧,完全沒有必要;其他醫生比較隨和,病人說什麽他們就做什麽。比如妳是醫生,妳會處決犯人嗎?對此,有的醫生覺得自己的職責是救死扶傷,執行死刑不符合自己的職業道德;有些醫生認為,反正我也沒判犯人死刑,不如自己來做,也不要讓那些不專業的人來做,把犯人死亡的痛苦降到最低。我再問妳壹個問題。如果妳是壹個剛工作幾年的年輕醫生,家裏也是上有老下有小,遇到那些可憐的病人,妳會冒著回家和家人吵架的風險去補醫藥費嗎?還是只能下定決心從毀滅中走出來?

妳可能也會發現,很多時候,“正確”這個詞的邊界其實很難確定,但醫生必須在職業道德和社會需求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這個時候如何選擇醫生,其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己的價值取向。這個道德上的“正確”,其實就是“問心無愧”。

說完道德正確,再來說說醫生經常面臨的第二種判斷。這是個大問題。也就是醫生遇到醫療糾紛,什麽樣的處理方式才是正確的。

壹般大家都覺得先態度好就好,先給病人道歉,再賠償。但是如果醫生真的沒有犯錯呢?還是醫生犯了錯,卻因為怕被起訴或者賠錢而不敢跟病人說實話?妳可能說過。那樣的話,我們去法院提起訴訟吧。但是訴諸法律真的是最公平的解決辦法嗎?在格溫德看來,人們在醫療訴訟方面的成就並不盡如人意。由於醫療訴訟往往耗時較長,浪費人力財力,扯皮不斷,將醫患雙方置於對立面,患者最終很少得到實質性的幫助。比如在美國,太多的醫療賠償都被不該得到賠償的人騙走了,應該得到賠償的患者只有1%左右真正得到了賠償。其余的病人通常連道歉都聽不到。

在戈德溫看來,美國的醫療補償制度太糟糕了,必須改革。那麽如何改革呢?Gwende首先談到了美國的疫苗補償制度。在美國,每支疫苗的費用包含0.75美分的附加費,政府用這筆錢建立了壹個基金,以補償因疫苗而受損的兒童。在進行賠償時,人們不需要花費精力去鑒定哪些損害是醫生的失誤造成的,哪些是運氣不好造成的。只要損害符合“疫苗副作用清單”上的類型,患者就可以獲得賠償。

不過,醫療糾紛雖然復雜,但遇到的畢竟比較少。對於醫生來說,通常遇到的是如何在“繼續治療”和“放棄患者”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這是醫生經常要面對的第三種判斷。

妳可能有點困惑。拯救生命是醫生的天職。難道不是只要病人有壹線希望,醫生就會繼續救人嗎?的確,大多數情況下,醫生都是這麽想的,也是這麽做的。而醫生的堅持也確實帶來了很多奇跡。比如很久以前,人們習慣認為早產兩個多月的嬰兒根本活不下去。但是後來,由於醫生的堅持不懈和精心護理,那些嬰兒大部分都活了下來。還有很多病人生命垂危,插滿了管子,也在醫生的全力救治下跨過了鬼門關。

但醫生急於拯救生命的職業精神往往會給他們帶來指責。有人說醫生在不惜壹切代價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在美國,1/4的醫療資源花在了活不到6個月的病人身上,這些錢本可以用來幫助更多病情不太嚴重的病人。但這恰恰是醫生不得不面對的艱難抉擇。他們不是神,沒有辦法準確判斷壹個人能活多久,也不知道下壹秒醫療奇跡會不會發生在他們的病人身上。

很多人認為醫生能做什麽和不能做什麽的界限簡單明了。但其實醫生最難的是明白“夠了”的界限在哪裏。怎麽做才是正確的?做這件事的最好方法是什麽?沒有人告訴他們答案。也許醫生最簡單的規則就是盡力而為,不輕易放棄。最起碼會防止醫生犯下最壞的錯誤,那就是放棄本來可以治療的病人。

好了,我總結壹下醫生需要的第二個特質,勤勤懇懇,為妳做正確的事情。這個要求並不像乍聽起來那麽簡單。在紛繁復雜的醫療過程中,醫生不僅要問心無愧,還要尋求更好的解決醫療糾紛的途徑,在救與不救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醫學界的道德準則並不總是正確的,外界的做法也是如此。展示專業技能、遵守法律和尊重道德之間有時存在本質矛盾,有時會出現混亂。葛文德說,他曾經認為醫生最大的困難是技術,但行醫後才發現,醫生最難的其實是“知道自己能力的極限在哪裏,自己控制不了什麽。”或許很多時候,醫生能做的,只是“盡力而為,聽天由命”。

第三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說說醫生要勤奮應該具備的第三個特質,創新。

說到醫學創新,妳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壹塵不染的實驗室,可愛又可憐的小白鼠,瓶子裏培養的各種細胞。似乎創新只存在於實驗室。但我們都忽略了壹個事實,整天在病房忙碌的醫生也是創新的重要力量。而且,與那些投入上億美元的實驗室研究相比,醫生在日常醫療中做出的壹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創造,卻能對患者的治療做出更直接、更重大的貢獻。

至今仍在產科廣泛使用的阿普加新生兒量表就是這種創新的典型代表。這個量表是美國壹個叫弗吉尼亞·阿普加的麻醉師在1953發明的。為什麽壹個麻醉師要做這個新生兒分級的量表?這是因為阿普加經常麻醉產婦,她也喜歡看到新生兒來到這個世界。但當時很多出生時身體不好,甚至只是有點發青、呼吸不正常的嬰兒,都被婦產科醫生當成“死胎”,讓他們自生自滅。阿普加認為這是不合理的,但作為麻醉醫生,她不能直接挑戰婦產科醫生的權威。所以,她采取了壹種不太直接但更有效的方法,設計了這種秤。

阿普加量表出奇的簡單,基於新生兒的體色、呼吸、心率、肢體運動和對刺激的反應,非常好用。但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簡單的秤卻取得了驚人的效果。它不僅使新生兒的狀況得到更客觀的評價,也使醫生更加關註自己嬰兒的狀況,以獲得更高的分數。他們會對原本被視為“死胎”的嬰兒更加細心呵護。之後,全世界幾乎所有的醫院都使用阿普加量表對嬰兒進行評估。很快發現,即使寶寶出生後1分鐘的成績很差,通過吸氧和保暖,5分鐘後成績也會變得很好。所以醫院都設立了新生兒重癥監護室。不僅如此,醫生還發現,與全身麻醉相比,局部麻醉,如腰麻、硬膜外麻醉,生出的嬰兒分數更高。因此,產婦分娩的麻醉方式也開始受到關註。

就是這樣壹個看似不起眼的小範圍,卻成功挽救了無數孩子的生命,給整個產科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與之相對應的是,現在人們每年投入巨額資金進行基礎科研,但能轉化為臨床實踐的成果卻很少。葛文德覺得,比起基因解碼、幹細胞治療、癌癥疫苗這些聽起來很高大上的實驗室研究,臨床壹線的小創新其實更容易獲得巨大回報。

以乳腺癌為例,美國政府和私人基金會每年花費近6543.8+0億美元研究乳腺癌的新療法。但很少有人會想到,僅僅通過提高乳腺攝影的舒適性和便捷性,乳腺癌的死亡率就可以降低1/3。因為如果乳房的x光檢查足夠舒適和方便,女性堅持每年檢查會更容易,乳腺癌也能盡早發現和治療。

Gwende之所以對臨床創新的巨大潛在價值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他發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拯救人們生命的最大希望是因地制宜的創新,而不是任何生物或基因研究。

比如,在完成外科培訓後,格溫德曾經以訪問醫生的身份訪問過他祖籍所在的印度。他有某種優越感,認為自己在美國是受過壹流訓練的醫生,在印度壹定能給醫生指導。但他很快發現,在沒有先進儀器設備、病人擠在他面前的時候,更擅長治病救人的是那些長得醜的印度醫生。在這裏,壹位醫生用壹臺廉價的二手腹腔鏡創造了壹種修復胃腸穿孔的手術方法。這種手術具有切口小、手術時間短、並發癥少、恢復快等優點。這個手術的精妙,足以讓設備精良的美國醫生瞠目結舌。

也是在這家醫院,當壹個重度腦積水的孩子來看病時,醫生們在沒有必要的引流管和顱骨鉆的情況下,用手中的止血鉗在孩子的顱骨上磨了壹個洞,然後把修剪好、消毒過的山寨引流管放了進去,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這些故事讓我們心酸,但也讓我們知道,無論身處何地,無論環境如何,只要我們有原創精神和強烈的嘗試意願,每壹個醫生都有可能找到真正有價值的創新。醫生千萬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豪華的醫療設備上,也不要把自己的無奈歸結於環境的尷尬或者醫學研究的停滯。治病救人的方法,不僅僅是先進的設備和實驗室的結果,還有那些看似普通的創新,在解決每壹個具體問題時,都應該抓住。

這就是本書提到的博士勤奮的第三個品質,創新。在這壹部分,格溫德強調的不是實驗室中令人矚目的科學革命,而是臨床壹線醫生對診療流程的精心創新和創造。相比昂貴的基礎研究,臨床醫生這種看似不起眼的創新往往更容易獲得豐厚的回報。

醫生的勤奮在這本書裏,格溫德告訴我們,醫術不僅是技術,更是心靈。有經驗的醫生不代表他就是優秀的醫生。壹個醫生從專業到優秀的“進步”,不是靠專業和技術的提高,而是靠從“仁”到“仁”的升華醫生的“仁”需要包括三個重要的品質:勤奮、正確、創新。具體來說,“勤奮”就是願意付出艱苦努力,以及工作態度上的執著、認真、細致;“正確”包括道德良知,尋求更好的醫療糾紛解決方式,在救與不救之間做出正確選擇;而“創新”強調的是醫生在日常醫療中腳踏實地、具體的改進。

在書的最後,格溫德還提出了壹個問題,那就是壹個人如何在自己的行業裏變得更有價值,與眾不同?他分享了幾個建議,其中兩個我覺得特別好,不僅可以幫助醫生,也可以幫助其他行業的妳更快的在同行中嶄露頭角。

壹個建議是勤於統計。統計數據是什麽並不重要,只要找到壹些自己感興趣的點,把統計數據堅持下去,就有可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獲。例如,Gwende曾經統計過有多少醫生會在手術後將紗布之類的東西留在病人體內。後來,根據統計結果,格溫德和他的同事們設計了壹種紗布自動監測裝置。

在我看來,Gwende鼓勵人們做統計的目的,其實是讓人們保持專註,觀察自己的領域。長期的專註和觀察,往往會讓人發現壹些經常被忽視的小問題。比如亞馬遜做了壹輪改革,提高物流速度。曾經,他們的包裝流程是這樣的:比如壹個客戶點了壹本書和壹瓶酒,兩個分揀員去不同品類的貨架上找。但如果找書要壹個小時,找酒要三個小時,那至少要三個小時才能完成商品。這太費時間了。

那他們後來是怎麽解決這個問題的?就是統計很多銷售數據,把顧客經常買的那些東西放到最近的貨架上。分揀員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打包最多的訂單,速度壹下子提高了。妳看,創新不需要驚天動地。即使是很小的問題,如果妳能發現並解決它們,妳就能重塑整個系統。

Gwende提到的另壹條建議是勤於寫作。寫作不全是作家的事,沒必要每次都寫壹篇完整的文章。記錄妳在工作中的所見所想,無論是在博客上寫幾段,創作故事或詩歌,還是給學術期刊投稿。寫作可以讓人從日常瑣事中抽身出來,深入思考自己心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文字與讀者分享內心的感受。無論這個讀者群是大是小,我們都可能從他們的肯定和支持中獲得認同感,從反駁或批評中看到更廣闊的世界。也許妳已經寫了很多了,妳可以像Gwende壹樣,通過不斷的觀察和總結,重新認識自己的職業,建立對職業的高維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