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詩的作用，《尚書》最早提出了“詩言誌，歌總言，聲永恒，法和諧”的觀點，毛的《序》在此基礎上進壹步闡釋:“詩人，有誌，心中有誌，言為詩。”
簡而言之，所謂“詩言誌”，就是要求詩歌要發揮“夫妻孝、相敬如賓、美教移風易俗”的實用功能。
這壹理論發源於先秦時期，經過《毛詩序》的加工和儒家的闡發，逐漸演變為當時社會的主流詩學理論。這種以功能性為代表的詩學觀念影響了中國幾百年的文學發展。
“詩以情為本”的提出，確實沖擊了“詩言誌”的理論，以至於後來的學者常常把兩者對立起來。清代學者認為"知情而不知禮義，而言從陸之平淡，使人誤入歧途"，即批評陸機的"詩情"說使詩歌誤入歧途。
其實這種批評是不準確的。首先要搞清楚什麽是“詩意”。劉雲浩先生從佛教對“因緣”的解釋出發，認為“因緣”就是“壹點點因緣”，所謂“詩因情生——由情生，情因外境生——由物感”。
也就是說，詩歌源於詩人因心外之物的變化而生出的真情實感。
所以“詩情”所強調的是，詩歌源於詩人的主觀氣質，其理論重點是解釋詩歌的成就而非功能。事實上，陸機在文賦也表達過“誌在必得”的意思，說“留在中心區神秘，照顧墳墓”。按照孔安國的解釋，這裏的“墳”主要是指儒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