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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華的性格分析

壹般學者壹生致力於專門的研究,其學識的積累和對彼此的熱愛,往往會生出“史”的野心,即有撰寫本學科專門史的想法,可以稱之為學者的“寫史情結”,這並不奇怪。在20世紀的中國學者中,有許多人寫了專門的學科史,如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插圖》,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壹的《中國文化》。

然而,其他壹些學者,如聞壹多和魯迅,曾經有壹個夙願,要寫壹部延續幾千年的“中國大文學史”。但由於諸多變故和外界幹擾,他們的願望未能最終實現,成了“遺願”。敘述歷史願望的幻滅,將是學者自身和中國學術史的壹個持久遺憾。學者熱衷於寫史,其初衷無非是通過本學科專史的寫作來展示自己的學術洞察力和實力,通過寫史來體現對研究領域的整體把握,從而在本學科研究中占據制高點。

根據宗先生弟子林桐華的回憶文章,可以看出宗白華在20世紀60年代編撰《中國美學史》的主客觀條件已經相當成熟。主觀條件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宗先生從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後留學德國,深受德國古典哲學精神和現代藝術思潮的滋養;他本人對各種藝術都感興趣,尤其是對中國的書法、繪畫、詩歌、園林建築等藝術的欣賞,這是毋庸置疑的。宗先生也是壹位詩人。他的詩性語言和直覺智慧,在《行雲流水》《審美漫步》這首詩中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都表明,明宗先生能夠勝任《中國美學史》的編纂工作。

從客觀條件來說,當時國內哲學界、美學界的許多學者,尤其是大師級學者還健在,如朱光潛、鄧以蟄、馮友蘭、湯用彤等大學者,在學術上可以互通有無。從65438到0952,全國高校進行了大規模調整。(這種融合帶來的弊端是相當嚴重的。比如清華大學的哲學和文學傳統被切斷,清華的人文背景被拿走,變成了理工科大學。90後很難延續清華的人文傳統。但高校院系合壹,對北大哲學系來說,卻是壹件幸事。當時中國所有大學的哲學系都並入北大,北大哲學系成為中國唯壹的哲學系。此次調整後,宗白華先生從南京大學調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鄧以蟄教授也調到北京大學。加上北大西文系的朱光潛先生,北大在美學方面的學術實力達到頂峰。因此,宗白華撰寫中國美學史的客觀條件是獨特的。

此外,宗先生主張美學研究應關註各種藝術,並註意古史研究的進展。出土文物和考古新發現對了解和深化古代審美意識有很大幫助(考古在60年代也有很多新發現)。他曾說“美學史的研究離不開史料,尤其是考古發現”。可以想象,如果宗先生當時能著手“編史”,用8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新進展補充壹些新材料,讓這部“中國美學史”在後世大放異彩。可惜這壹切都沒有實現。這種損失不僅屬於宗白華先生個人,也屬於整個美學界,乃至整個中國學術圈。那麽,宗白華沒能書寫歷史的真正原因是什麽?

據北京大學哲學系葉朗教授介紹,1962年,國務院任命周揚主持大學文科教材編寫工作。當時有三本美學教材列入了編寫計劃,其中壹本是王朝文主編的《美學概論》。另壹本是朱光潛先生獨著的《西方美學史》。還有壹本是宗白華主編的《中國美學史》。《西方美學史》於60年代成功出版,《美學導論》於1981正式出版,而《中國美學史》卻夭折了。最後,閔和負責編纂了《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兩卷。這是當時的基本情況。據林桐華回憶宗白華先生的文章《哲人永恒,與心同行》說,上世紀60年代,宗先生開始編輯《中國美學史》,與唐先生(唐用彤)談研究中國美學的特殊方法和見解。唐先生和宗先生都強調中國美學要從更廣闊的背景中搜集信息,從藝術實踐中總結出的美學思想出發。唐先生甚至認為《大藏經》中關於婉約的記載也可能對美學研究有用。宗先生贊同唐先生的觀點,強調壹些文人筆記和藝術家的經歷,雖寥寥數語,卻能偶爾發現深刻的美學見解。後來的《中國美學史》的編纂未能像朱先生的《西方美學史》那樣順利問世,是因為參與者意見不壹,沒有按照宗先生對藝術實踐的深刻見解和唐先生對佛教美學思想的研究方法進行嘗試。整理宗先生留下的大量中國美學史筆記,是壹項十分艱巨的工作。(《宗白華全集》第四卷附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推測宗白華與寫作團隊其他成員的分歧主要在三個方面:

首先應該是雙方學術立場的差異。也就是說,宗先生堅持的是學術本位,而以周揚為“主持人”的對方,在當時的情況下,可能是堅持了教條主義的馬列主義政治立場和文藝美學的機械反映論。兩個“道”不同,不壹致,立場的分歧只會導致決裂。只要妳找到當時出版的《美學概論》(王朝文主編)再研究壹下,就會發現它和宗白華的《美學走位》在學術立場上是多麽不同!

其次,中國美學史資料的收集和采用有很大差異。從林桐華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宗先生贊同唐用彤的觀點,強調要在比文藝更廣泛的基礎上收集信息,這符合中國古代文藝、美學、哲學等方面的事實。,但這樣壹來,可能會費時費力,導致寫作任務繁重而艱巨。所以難免遭到壹些人的反對。

第三,在美學史的具體寫法上,宗白華也可能遭到反對和批判。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政策和術語來解釋和“詮釋”中國古典美學,這將是壹種尷尬的文化現象,這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我們重讀宗先生的美學論文,仍然深受啟發,激勵著我們對中國美學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常常沈醉在那流雲溢影的詩意文字中。在現代學者中,宗白華對中國美學的精妙獨到的見解是無與倫比的。他的行雲流水式的“優美散文”真的達到了“太空雲,寒塘雁跡;“雪非比尋常,童弟太吵”的境界令人神往。但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下,學術話語權並不在宗白華先生手中。因此,寫歷史的計劃最終受挫流產...這是美學領域的壹大缺失和遺憾。這個寫歷史的計劃要持續20年!直到1985,上世紀60年代曾做過宗白華助教的葉朗先生出版專著《中國美學史大綱》,填補了中國美學史的空白,也受到學術界的關註和認可。這部作品也奠定了作者在美學領域的地位。然而,葉朗先生本人對歷史大綱並不滿意。他曾說:“我要補充和修改《中國美學史大綱》。其中,需要增加壹章宋明理學關於人生境界的理論。我寫大綱的時候忽略了這壹點。”(《胸中之竹》,安徽教育出版社);不僅宋明理學的美學和人生境界的美學被忽略了,而且禪宗對中國傳統美學的影響在《史綱》中也沒有提及,這是不應該提及的。我們也期待葉朗把《歷史大綱》修改成更完整的中國美學史。只是宗先生未能完成的美學史,給現代美學的研究發展乃至流派建設帶來了巨大的缺失。

在此,筆者無意對中國現代美學的發展軌跡做壹個全面的回顧。他只是想對北大美學研究的歷史做壹個回顧,希望回顧過去,學習新的東西。他希望從對歷史的回顧中重新發現當代美學的走向,從先賢那裏找回我們久違的學術勇氣。就中國美學而言,有兩種學術傳統:壹種是20世紀以前的古典傳統,這種傳統豐富、復雜、多樣,既蓬勃又令人望而生畏。二是20世紀以來的現代傳統。這個傳統雖然歷史不長,但也不容忽視。蔡元培是北大美學傳統的開創者。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論深入人心,主張家庭、學校、社會都要擔負起美育的重任,實行終身美育的大美育觀。真是用心良苦。但蔡先生對現代美學的意義更多的是壹種姿態和社會學價值的確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是朱光潛和宗白華。由於他們的努力,美學的學術傳統得以確立。

學術傳統,簡稱“學統”。“學統”壹詞,古已有之。清初的新儒家熊賜履寫了壹部《薛彤》,但他仍然站在道統的立場上爭論。今天所謂的學術大壹統,主要有四點:壹是大師級學者的出現;二是奠定本學科研究發展的基本方向,形成基本的學術思想和方法論;三是在某些方面和領域形成了研究高峰,對後來者的研究有很大啟示,有學術成長空間。正如陳寅恪先生稱贊王國維“其作品能改變當時風氣,示人以循規蹈矩”;第四,學者自覺維護學術自由和學術尊嚴,不允許政治和非學術勢力踐踏。沒有這四個因素,就不能稱之為學術統壹。

學習制度的傳承,有賴於學者的自覺和關懷,有賴於他們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其次,它取決於壹個公正合理的社會環境。當社會環境惡劣或不利於維護學術尊嚴和學術統壹時,學者自身的學術意識彌足珍貴。在我看來,回顧宗白華放棄歷史計劃,就是說明宗先生“寧死不屈”的學術精神,表面上是退讓,實質是維護學術自由和尊嚴,是學術統壹的本質。所以,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宗先生是“企圖寫史成遺,留學卻壹統天下”!

深厚的學術傳統是形成開放、活躍、自由的學派,傳承學術體系,依靠學者自覺意識的基礎和前提;學派的建立有賴於學者的自由爭鳴。時至今日,中國現代美學仍然缺乏壹個真正的學派。葉朗先生也對美學流派著迷了很長時間。他在《衣櫃序》中說:“中外學術史告訴我們,沒有學派,就沒有理論的獨創性;沒有學校,就不會有真正的百家爭鳴;沒有學派,就沒有學術的大發展和大繁榮。同壹學科領域不同學派的出現和不同學派之間的爭論有利於學術的發展和繁榮...學校和學校應該互相尊重,和而不同。”他還認為:“北大自蔡元培先生任校長以來,就有重視美育和美學研究的傳統。鄧以蟄、朱光潛、宗白華等前輩學者給我們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美學財富。在我們即將進入21世紀的時候,北大的學者們應該有高度的歷史自覺,加倍努力,創造壹個體現北大學術傳統和學術風格的新的美學流派。”葉朗先生看到了建立壹個美學流派的重要性。

從學的統壹出發,走向百家爭鳴的美學流派,擺脫中國現代美學的“失語”困境,擺脫西方美學話語的霸權,走向美學的大繁榮,是每壹個美學家向往和追求的目標。我們也希望所有立誌於研究美學的學者,能夠在前人開拓的學術領域下,“補前人之不足,明他人之法”,建立中國真正的美學學派。20世紀40年代,宗白華先生寫了壹首詩《五法》:

天上風吹,綠壓群峰。

雲漏夕照,光澆寒流。

悠悠白鷺飛,幽幽寂寞。

泊線滿月色,萬象浴清。

詩中描寫的白鷺閑適寂寞幽幽,月色生光,萬物皆明,不正是宗先生做學問做人的境界嗎?我們也希望未來的“宗白華派”能有這樣的學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