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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和地位?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珠江兩岸,滇池之濱,長白叢林,西部蠻荒平原...曾經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居住在這些土地上的各族先民,在以自己獨特的規律發展中,在相互交流吸收的過程中,* * *構建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古文化,* * *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古典文學。其中,在南方這片神奇的沃土上產生的各種作品,構成了中國民族文學景觀中獨特的壹部分。本文旨在對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主導地位的南方少數民族文學和文化的特點及其與華夏/漢族文學的關系進行宏觀的探討。

翻到當代中國的民族分布圖,我們看到的是壹個大的結構,有壹個圓形的盤子和壹個C形的環帶。圓形板塊多為漢族聚居,C形環帶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在這壹帶的南半部,即浙江、福建、臺灣省、廣東、海南、廣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四川等省區,居住著畬族、瑤族、苗族、高山族、黎族、壯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北京、布依族、水族、仡佬族。或起源或遷徙於此的各族先民,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協同與自然抗爭,留下了鮮明的歷史足跡。

上下千年,歲月悠悠厚。世世代代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和勞動的各族人民,創造了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凝聚了各種傳統文化特色。其中,從黃河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再延伸到各地,以華夏/漢族為創作主體的傳統文化(或稱中原文化)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它以夏商為萌芽發展期,以周朝為格式塔階段,以相對穩定的範式延續到清代中期。

中國古代的主體經濟是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中小型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家庭農業經濟構成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細胞。“男耕女織”的模式穩定,商品經濟極度不發達,工商階級遲滯。相應地,貴族官僚的統治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政治支柱。權力機制統壹,等級森嚴,經濟政治職能滲透到社會生活中,宗法制度和宗法關系成為組織社會生活的重要杠桿。夏商周時期,由氏族貴族直接轉化而來的奴隸主貴族,沿襲氏族制度的傳統,按照血緣關系組織社會,發展出壹整套宗法制度來統治國家。西周時期,周天子是整個周氏族的首領,是天下的主宰。他的兄弟、私生子、姻親等等都做了各國的附庸,成了各個分支家族的兒子...王權和氏族權利是壹體的。秦漢以後,不再實行封建官僚制度和宗法制度,但宗法制度長期存在。封建家庭生活在壹起,實行壹套“親”“敬”的禮教。家庭和國家之間也形成了微妙的對應關系。例如,國家引入家庭倫理來協調政治,將父子、夫妻倫理與君主倫理相比較,宣揚“孝是忠君之本”,演化出“三綱五常”的倫理法典體系,進而形成“天地、君臣、親族、師友”五位壹體的組織形式,形成了傳統中國社會生活的結構模式。

植根於貴族宗法農業社會的中國傳統文化經歷了雙重起源。早期的精神產品大多與原始儀式和巫術聯系在壹起,表達對善神的信仰和祈禱以及對惡神的詛咒和征服,可稱之為巫官文化。進入文明社會後,逐漸陷入以人倫關系為基礎的史家文化,原始神靈被賦予道德色彩,被安排到帝王譜系中,成為宗法社會貴族統治者本質的外化。原始神話被扭曲肢解,史詩沒有發展。宗教觀念強調“天命”與“人德”的相互感應,文學的功能歸於育人和“為父為君”。春秋戰國之交,諸子百家爭鳴,出現了文化選擇的良機。但是,經過壹個鬥爭、淘汰、吸收、演變的階段,儒家思想在漢代得以確立。漢宋時期,儒學幾經變遷,“以德治國”的精神始終如壹,壹直是中國正宗的傳統文化。以老莊為代表的道教也長期流傳下來,形成了以儒家為主,道家為從的儒道互補關系。後來,傳入的佛教也轉化為壹種中國式的佛教——禪宗,服務君主,關愛父母,行善積德,“直指心源”。儒道互補的文化發展成為以儒家為主,佛道為從的“三教合壹”。(註:參見陳伯海《中國文學宏觀史》第15-3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12。這兩段吸收了本書的壹些觀點。)

南方少數民族文化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與占主導地位的中國/漢族文化(或中原文化)相比,它有很多特點,有很多突出的特點。例如:

南方少數民族也以經營農業為主,但與中原大河平原的農業相比,大多經營山地農業,其文化具有鮮明的山地農耕文化特征。

古代南方民族的主要活動區域是長江以南、雅礱江以東、雲貴高原和南海附近的南方大陸。山多、河多、湖多、植被覆蓋廣、年降雨量大。因此,他們的文化表現出鮮明的南方山區地域特色。具體來說,每個民族都有不同的特點。藏緬語族生活在高原和山區,以旱地作物為主,其文學具有高原特色,常與荒地、野林、刀耕火種聯系在壹起。壯侗語族多生活在濱水山區,以水田作物為主,其文學有壹種水鄉韻味,與江河湖海、蛙、龍蛇以及風暴、雷電、飛鳥、蝸牛等有著不解之緣。前者大膽深沈壹點,後者委婉細膩壹點。

南方山區的自然環境,天氣好(溫暖多雨)但沒有地理位置(高山低谷),有潛力但沒有便宜,給人們帶來希望,也帶來困難。人們在希望中奮鬥,在困難中錘煉,經過長期適應和征服自然的實踐,培養成頑強的生命力和堅強不屈的民族性格。這構成了中國南方民族山區農耕文化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在文學上,是他們強烈的追求精神和帶有某種原始野性的悲劇意識。

中國典籍中最早見到的作為南方民族首領的蚩尤形象,可能就是這種原始野性和精神追求的象征。傳說中的蚩尤和他的八十壹個兄弟,“結合獸身語,青銅頭,鐵額,食沙石,制成杖、劍、戟,制成大弩,名聞天下。”(《泰蘭》卷七十八引《龍魚河圖》)俗雲蚩尤“有四眼六手。.....蚩尤牙長兩寸,牢不可破。”(《亦舒紀》)這樣的蚩尤,《史記?《五帝傳》稱之為“暴”“大笠”?“用兵”是指吃“貪”...其中包含了人們對道德眼光的批判,但也隱約表現出南方民族對原始欲望的強烈追求。與這種精神相伴隨的,是南方民族願意為理想忍受苦難甚至獻出生命的毅力、堅韌和悲劇意識。比如,在原始史詩中,山巨人“用手打石頭山”,“拳頭腫得像個球”,“用腳踢土脊”,“把腳趾甲都踢掉了”;在遷徙的史詩中,人長途跋涉,飯飽風露,誌在必得。在英雄史詩中,英雄們奮鬥和犧牲...

在血緣關系向地緣政治轉變的重要時期,宗族血緣關系大部分被保留下來,並為自己獲得了壹種積極的形式。但他們大多沒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和嚴格的倫理規範,而是具有或強或弱的群體文化特征。

由於自然環境、社會發展等因素,南方許多民族在原始土地早已進入階級社會後,長期處於氏族社會或保留了壹些帶有氏族社會性質的制度。關於這壹點,中國典籍中有很多記載。比如春秋時期,白蒲還處於分散的社會狀態。《左傳》文公十六年,楚人賈曰:“白蒲離家。”西晉杜預註:“白蒲,易也;溥儀無處可聚,見困難便回家。”唐孔《英達疏》:“溥儀無君無總統。”漢代,包括溥儀在內的西南各少數民族統稱為西南夷。《西南夷傳》記述了他們的社會狀況,說其中張、昆明諸部“隨畜遷徙,居無定所,無君也。”居住在嶺南等地的福建、甌越、洛越,也長期處於宗族社會。《歷代憲章年譜》說,越人“王民共耕,父子共浴川,不分國界,不分世代...分享快樂和安全。”直到隋朝,壹些民族還處於類似的社會狀態。隋書?《南蠻傳》說:“南蠻是雜種,和中國人生活在壹個錯誤的地方。古代稱之為“百躍”。

隋唐以後,壹些民族的原始氏族社會形態並沒有改變,其殘余形態甚至延續到了近代。壹些民族進入了奴隸制,但大多數沒有持續很久;大部分很快轉入特有的封建領主制。社會制度的更替並沒有帶來多大的影響,大多數民族保持著較為原始的公社遺跡。直到清朝,大多數民族才開始發展地主經濟。

與此相聯系,南方民族的內部社會生活大多具有群體文化的特征。在眾多民族中,地理村落的氏族、家族組織依然存在,有的甚至延續到近代,如傈僳族的“初俄”“身俄”、哈尼族的“谷”。民族內部的社會生活大多是統壹和諧的,既有原始農村公社殘余形態的民主社會組織,也有權威的無形規範和有形公約。侗族是群居的。在很多地方,壹個寨子裏的每個姓氏都有壹定的居住範圍和代表這個姓氏的爵位、組織、自然首領,比如“寧老”“象老”。有鼓樓或公房既是家族或寨子的象征,也是* *約定的“習慣法”。他們可能形成文章和雕刻石碑;或編成“誦經詞”,在群眾中流傳。此外,村與村、村與村之間還有壹種聯盟組織——“錢”。(註:參見《侗族簡史》第19-21頁,貴州民族出版社,1985,10。)苗族還保留著壹種制度,叫做“壹郎”。在論壇內部,人人平等,主持人“李老”也不例外。《壹郎詞》寫道:“壹郎為眾人所從,壹郎為眾人所知:人皆上山,人皆掘地;每個人都要吃,每個人都要穿。大家都是壹家人,都有承諾。他們吃壹口肉,喝壹口,吃兩口肉,喝兩口。”(註:《民間文學資料匯編》第14號,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貴州分會編。西雙版納傣族先後建立了孟玲國、景隆金殿國等奴隸制地方政府和封建領主制地方政府,但在村落中仍存在多種形式的農村公社組織。在許多民族中,重視個體之間的合作關系和世代“序列”,形成了生產生活中團結互助、尊老愛幼的道德風尚,這無疑具有古代血緣道德的遺跡。它構成了群體文化的重要生活基礎,使這個群體容易凝聚和團結,容易形成中心和秩序。這些世代相傳的群體生產生活方式,培養了南方民族內部的集體主義精神。

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另壹個顯著特點是,他們有相同的圖騰,相同的祖先,相同的祖先出生地,相同的傳統節日活動和相同的生活習俗。這就形成了他們相互保持聯系的紐帶,也形成了他們開展群體文化活動的大環境和滋生傳播群體文藝作品的土壤。許多民族在許多場合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祭祀祖先的儀式,由此誕生了表現圖騰動態和祖先生活的民族原始史詩和舞蹈遊戲。各民族的原始史詩都是他們心目中的聖物,具有“民族歌曲”的性質。黔東南苗族崇拜楓樹,經常在各種場合唱“楓樹歌”來表明自己的身份。瑤族和畬族崇拜龍狗盤瓠。畬族人邀請遠道而來的陌生人到歌壇先唱“潘胡松”,讓主持人知道這是不是畬族的規矩。他們還利用各種生產環節和生活禮儀來紀念祖先。比如婚禮上請歌手唱《洪水之歌》,贊美祖先繁衍人類的功績;葬禮上,巫師被要求背誦引路書,倒敘祖先遷徙的路線,引導逝者回到遙遠的故鄉與祖先團聚。這些都使得各民族的原始史詩和遷徙史詩得到了不斷的加工和完善。人們還以集體形式開展各種民族傳統節日,祭祖、對唱、鬥牛、跳舞。他們平時的服飾和手工藝品也有壹定的群體標誌,如瑤族模仿圖騰龍狗的頭、尾、耳,縫制衣服、帽子,在衣服、飾品上模仿圖騰形象等。這些習俗維系和發展了民族認同心理,也催化了民族文學藝術。

南方民族文化的特點也決定了南方民族更廣泛的群體文學作品的出現,如英雄史詩、敘事詩等。人們對祖先的記憶、對故友的懷念、對英雄業績的贊美和對民族歷史的自豪感是民族英雄史詩和敘事詩創作的動力,而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則包括各種神秘或娛樂活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培養的群體意識,這是群體文學作品萌發、生存和傳播的文化土壤。

許多民族都經歷過軍事民主時期和部落之間的戰爭。中國典籍記載了傳說時代中原及周邊地區部落間的戰爭,如黃帝與顏地的漢泉之戰,黃帝與蚩尤的冀州涿鹿之戰,顓頊與共工之戰,虞舜與三苗之戰。但是,也許是因為中原社會進入崇德的史官文化較早,關於這些勢力的戰爭並沒有在文學上留下什麽大的作品。中原地區早已進入封建社會後,南方的土地上仍然有許多部落和頻繁的戰鬥。據壹些彜文和漢文史料記載,漢代時期,西南地區先後出現了雲南王國、東川部、芒部、烏蒙部、哀牢部、阿烏部、古侯部(恒部)和曲聶部(諾部)、冶勒部、阿哲部(後為水西部)、伯樂部、烏沙部、葉那部。據傣語史書記載,“桑木底”時代(民主時代)崩潰後,整個東南亞半島遍布著大大小小的國家或部落,如皮烏、府南、撣、八百媳婦、景隆、蘭納等。在這些國家或部落中,紛爭不斷,警告頻繁。與這些史料相對應的是,彜族、傣族都流傳著英雄史詩,規模宏大,場面壯麗,堪稱壹幅全方位展示民族社會生活的歷史畫卷。

南方族群文化的另壹個特點是封建禮教的衰弱。“禮”是中國古代倫理文化的重要範疇。它起源於宗教祭祀,最初指祭祀儀式中的禮儀。進入階級社會後,用於表明身份的等級,逐漸轉化為維護等級制度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南方各民族不同的社會發展和文化傳統決定了封建禮教的影響力有限。在周朝,禮樂是區分中國和蠻夷的重要標誌。周平王東移時,宜川有人看到野外有人祭祀,深有感觸:“沒有百年那麽長。這是不是很牛逼?”禮將先亡。“在周朝,戎主要指部落。當時中原人視之為違禮,於是有人看到宜川人披頭散發,供奉祭品,說因為違禮即將成為榮。此外,男女之別和婚姻問題被中原人視為“禮”的重要內容。”《管子》說:“男女無分,故民無恥。“在南方少數民族,對男女交往的限制遠沒有中原那麽嚴格。人們並不認為“當地婦女亂坐在壹起”、“肩並肩肆意調情”是不光彩的,也不認為男女“三五成群地歡唱”是不方便的。即使在後期封建禮教對南方少數民族影響較大的情況下,除了“婚姻不自由”之外,還有“戀愛自由”的空間。基於此,前期南方少數民族抒情詩受封建禮教的影響較小,而後期抒情詩的反封建禮教色彩尤為濃厚。

和中原人民壹樣,古代南方人民的精神產品也大多與原始儀式和巫術聯系在壹起。而且,在西周以後中原地區理性意識覺醒,文化崩潰為以人倫為基礎的史家文化之後,南方人民仍然長期保留著壹些人類童年的純真,神話思維依然存在,巫術盛行。“盧春秋?異寶說:“京族人怕鬼,信的人越多。“列子?傅說說:“楚人的鬼魂是越人的。“呂後?地理也說:“廣東人俗鬼,但其廟皆鬼,數之有效。".....廣東李悟嶽濟寺,安泰沒有壇,也是神仙裏的鬼,而且是雞蔔。”顏師古註:“俗鬼言其地俗猶鬼神。”這些習俗延續下來,形成了南方少數民族悠久的巫文化。

巫術文化是原始神話文化和巫術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南方地區山高林密,雲遮霧障,電閃雷鳴,容易造成神秘感,激發人們的想象力;原始先民天真的感知和思維方式,使他們把現實生活中未能實現的欲望寄托在幻想的某種神秘力量上;群體生活方式也為他們開展神秘的群體活動帶來了便利...這些都為神話文化和後來的巫術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使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文化籠罩在比較濃厚的巫術氛圍中。原始信仰,如靈魂觀念、動植物圖騰、祖先崇拜等,在許多民族的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許多民族信仰“靈”或“鬼”。在他們心目中,靈魂活動沒有空間限制,靈魂生存也沒有時間限制。天地間,古今之間,我可以飛翔,可以馳騁。他們認為,不僅人有靈魂,自然界的萬物如日月山川鳥獸巨石奇樹都有靈魂。他們相信鬼魂也有善惡之分。為了祈求惡鬼,獎勵好鬼,就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殺動物、祭鬼。牧師和巫師也在許多民族的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東晉長屈的《華陽國誌》?南中之曰:“彜族中若有能言屈服於‘種人’者,謂之‘老人’,必主之。”“老年人”是當時的祭司和部落酋長,也就是當時的“畢摩”。哈尼族原始史詩《十二奴局》說:“沒有首領,寨子不穩,沒有Bema(巫師),天下不寧,沒有工匠,萬物昌盛。“牧師和巫師也是很多民族村的主要知識分子。帶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祭祀和巫術儀式也很常見。佛教和道教傳入後,除傣族的小乘佛教外,大部分都受到本民族原始巫術的強烈影響和改造,或與之結合形成兩教或三教的混合形式。

巫文化與南方民族文學密切相關。許多神話、贊美詩、原始史詩甚至敘事詩,都是由各種祭祀儀式和巫術儀式上的祭祀用詞和咒語萌發出來或者是它們,並通過祭司、巫師和歌手壹代又壹代的不斷加工而成型,並依附於各種具有原始宗教意義的儀式而傳播。祭祀詞和咒語也是許多民族用自己的語言或借用漢字記錄的主要“書面文學”(或“經典文學”),它們構成了南方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壹翼。巫文化也為壹些神秘文學作品的傳播提供了精神氛圍。更重要的是,巫文化基於原始先民的“混沌時空”和“無拘無束的靈魂”觀念,以壹種神秘的形式進行敘事,使壹些敘事結構充滿了壯麗的場景、磅礴的氣勢、無限的空間和永恒的時間,“以美好的心靈漫遊在萬仞”,形成了神奇而神秘的風格和多色調的色彩,顯示出獨特的藝術

南方少數民族最後壹個突出的文化特征是口頭文化。在古代,除了歷史悠久、使用廣泛的彜族和傣族外,其他大多數民族都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他們傳遞信息,接受經驗,交流感情,傳承文化等等,大多依靠聲音,身體,尤其是歌曲。與此相聯系的是,各地歌手輩出,歌詩代代相傳,曲風盛行,歌廳經常開放。人們在婚禮、葬禮、節日、探親等場合舉行歌唱和二重唱活動。歌手們在各個場館參加歌唱比賽和歌唱比賽,展示自己的才華,炫耀自己的知識,提高自己的聲譽,爭取榮譽。很多民族從出生到死亡,壹生都在歌聲的海洋中度過:出生後,聽母親唱搖籃搖籃曲;滿月時,聽親朋好友唱滿月祝酒歌;找個對象,用歌曲表達自己的感受;慶祝的時候,用歌聲娛樂;死後,我要在哀樂聲中回家。口頭文化給民族文學的創作和傳播帶來了許多特點。口頭文學的講述者或演唱者總是面對著觀眾,往往伴隨著音樂的旋律和舞蹈的節奏。觀眾的反應和現場的氣氛往往讓他們情緒高漲,思維敏捷,他們把自己的作品講得或唱得很精彩,甚至加入了很多生動的細節。在這種和諧的氛圍中,口頭文學往往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歌手往往能調動起繼續演唱甚至創作的熱情。壹些民族也有壹些文字文獻,有的是漢字的,有的是民族語言的,多用於記錄口頭作品,供歌手演唱。

南方民族口頭文化的特點形成了民族神話、史詩、敘事詩、歌謠等多種口頭傳承形式,並形成了它們多種多樣的口頭傳播形式,這就決定了它們是壹個動態的結構。它們在口頭交流中不斷被人們欣賞,不斷完善,不斷實現從實用到審美的超越,不斷實現從“工具”到藝術形式的發展。

南方民族的文化特征深深植根於人們的社會生活,表現在文學藝術形式中,也在與外來文化碰撞時形成為固有的底色。

在古代,南方各民族的原始人生活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奮鬥,與烈日、肆虐的洪水、肆虐的野火、兇猛的野獸等進行頑強的鬥爭。由於生產工具簡陋,技術水平低下,原始人的辛勤勞動和巨大犧牲,往往換來的是微薄的回報和衣食無著的生活。這種情況導致了原始人強烈的征服自然的欲望。同時,在生產技術水平極低的古代,人們面對作為異己力量的自然,不得不以“群居”狀態生活。他們必須團結協作,齊心協力,以集體的方式進行采集和狩獵,這讓他們在心理上充滿了“求同”的欲望。再者,原始人的首要心理功能與其生活環境和實踐相結合,也形成了壹種整合的混沌意識:各種時空場的界限是流動的、模糊的,壹種整合的混沌存在形式或生命形式貫穿於世間萬物。人類進入氏族社會,征服自然與依靠精神之物、追求繁衍、追根溯源的結合,導致了氏族圖騰的產生。

南方民族祖先的圖騰多樣,色彩斑斕。它們流傳到中原及周邊地區,被記載在《山海經》等中國典籍中,成為奇異國家和民族的神話傳說。羽毛共和國,蛋共和國,神面蛇身,還有壹些長著翅膀的人,都是南方民族圖騰形象和圖騰神話的另壹種形式。這種圖騰形象和圖騰神話是如此的豐富,直到漢魏六朝,壹直在各種典籍中不斷出現。魂魄化為虎的林俊、頭發五顏六色的潘虎、父親是龍的九龍、出生在竹子裏的王鑄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他們為中國的神話增添了壹個獨特的系列。

原始人對自然事物的求同和崇拜,是從對自身存在的覺醒開始的。當人類開始將自然力抽象為某種形式的“神”時,也開始從積累的集體意識中感受到祖先和高級首領的威望,開始神化祖先和高級首領,塑造了壹批面對自己氏族祖先的英雄形象。人們將自己融入到這些形象中,並將其置於與自然力競爭的壹方,創造出這些英雄開天辟地或與自然神對抗、征服自然神的神話。與中原地區女性開荒神尚未完全開發不同的是,南方各族都有很多關於女性開荒神的神話,如瑤族的米羅陀、壯族的木洛加等。尤其是盤古這個在蠻荒蠻荒的越南出現的偉大開拓精神,被帶入了中國古代史體系的最前沿,從而最終完成了中國古代史“從盤古開天地到現在”的定型。中國神話史上流傳最久的伏羲女媧神話流傳到南方地區,也與南方各族的洪水神話相結合,形成了新的更豐富的敘事結構。在詩歌領域,古越人的《宋嶽》和古羌人的《白狼之歌》先後被翻譯成中文,成為我國文學遺產中具有獨特價值的珍貴雙語作品。

先秦時期的南方民族地區,長期人神混雜,祭祀巫術持續存在。楚或越地彈琴與葬俗有關,射日神話與巫術有關。各地的文藝形式都表現出狂熱的情緒,濃厚的巫術氣息,魔幻怪誕的形象和情節。屈原漫遊楚地,深受各民族文化的影響。他的《九歌》、《招魂》、《田文》、《離騷》等作品在題材、內容、語言、形式等方面都吸收了楚民族的神話傳說、民歌、祭祀詞、咒語、禮俗等的營養。《九歌》中的神的形象、結構形式和歌唱習俗,大多可以在楚民族的神話、神歌和流傳形式中找到。從某種意義上說,《離騷》中的浪漫主義是楚各民族生活中巫術的藝術表現,或者說其浪漫主義的生活和思想基礎是楚各民族的巫術:“紀元祥南征,鐘華言”是言的藝術;“修遠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賦格;“索瓊毛的壹生是充滿幸福的,精神氛圍是它的其余部分”是占蔔...莊子出生在黃淮之間,那裏是苗族祖先居住的地方。《莊子》中所描述的觀念和所使用的神話,滲透到了三苗等多個古部落的文化中,吸收了三苗等多個古部落的作品:“壹靈接天下”可能源於三苗、百越的原始信仰,“化蝶”可能源於苗族先民的圖騰崇拜。後者也構成了中國文學史上壹個著名的“原型”,這壹原型在後世的許多作品中得以延續...《楚辭》的藝術風格是突破時空,自由馳騁,神奇瑰麗,《莊子》的筆法或多或少受到南方各族先民在“混沌時空”、“靈魂無羈”觀念基礎上形成的神秘敘事形式的影響

明清時期,漢文化對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達到高潮,漢詩的作者擴展到明代的民族土司作家群體和清代的廣大平民。中國民歌在民族地區得到了普及,成為民族歌手表達感情的重要形式。漢族的許多文學作品逐漸傳入,並被各族人民結合自己的民族生活特點改編成敘事歌曲、歌詞或戲劇,以少數民族語言的形式形成了這些作品的不同版本。其中,著名人物如梁祝、、、魯班等民間故事,劉的鏡,金的傳等戲曲小說,以及《三國演義》、《水滸傳》、《楊家將》、《包公》中的壹些故事。漢族文學的思想內容、審美趣味和藝術形式也對少數民族的各種創作產生影響。儒家觀念影響了南方民族詩人的詩歌,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傳說在壹定程度上啟發了南方民族的壹些愛情敘事詩和愛情傳說...與此同時,佛教和道教相繼傳入,佛教和道教的故事以及印度和東南亞的文學作品也流傳開來。對壹些民族的文學發展影響很大。比如傣族的《蘭嘎西河》等幾部史詩和敘事詩,就明顯是以印度史詩和佛教故事為藍本的。壹些信佛的民族在傳佛經的時候,也編自己的故事來宣揚自己的教義,從而促進這些故事在這些民族之間的交流。許多少數民族的作品也流傳到漢族地區,受到漢族人民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