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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純詩”

純詩是壹種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境界。法國已故象征主義詩人保羅·瓦列裏堪稱純詩理論的創始人。他詳細闡述了純詩理論:“這就是純詩的問題。壹首優美的詩是詩歌中非常純粹的成分。人們把壹首美麗的詩比作寶石。這種平庸的比喻說明大家都知道這種純粹的品質。.....純詩實際上是壹種從觀察中推斷出來的虛構的東西,這應該有助於我們理解詩的壹般概念,並引導我們進行壹項困難而重要的研究——研究語言及其對人的影響之間的各種關系。與其說是“純詩”,不如說是“絕對的詩”;應該理解為壹種探索——探索詞與詞之間的關系所產生的效果,或者說是詞的各種聯想之間的關系所產生的效果;總之,這是對語言主導的整個感覺領域的探索。這個探索是可以摸索的。”

瓦列裏還說:“嚴格意義上所謂的‘詩歌’的要點是把語言作為壹種手段。至於獨立的詩意,我們必須註意到,它有別於其他人類感情的壹個獨特的特征,壹個非常值得稱贊的性質;它往往會讓我們感覺到壹個世界的幻覺,或者說是壹種錯覺(這個世界上的事件、意象、生物、事物,雖然很像普通世界裏的,但與我們的整體感覺有著不可言說的密切關系)。我們曾經認識的物體和生物,都在某種程度上被“音樂化”了——請原諒我用了這個詞;它們相互歌唱,仿佛與我們自己的感情合拍。經過這樣的解釋,詩的世界和夢很像,至少和某些夢產生的境界很像。”

深受東西方文化浸潤和熏陶的中國詩人、學者、翻譯家梁先生曾這樣定義“純詩”的概念:“所謂純詩,就是擺脫壹切客觀景物、敘事、推理乃至感傷情調,而僅僅依靠構成其基本形體的要素——音樂和色彩,產生壹種符咒般的暗示,從而喚起我們的感官和想象,並像音樂壹樣,成為壹個比這個世界絕對獨立、絕對自由、更純粹、更不朽的宇宙;其自身音韻與色彩背景的緊密混合是其存在的內在原因。”

梁先生堪稱瓦列裏“純詩”理論的傳承者。他早年在法國留學期間結識了瓦列裏,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梁對“純詩”理論的界定是壹個權威的界定,其理論來源首先應得益於瓦列裏。梁多次談到瓦列裏的“純詩”和“純詩”的概念,都是帶著敬佩和敬意的。“這種純粹的詩歌運動實際上是象征主義的背後,它起源於法國的波德萊爾,創立於馬拉梅,在範萊赫達到了極致”;“我們可以說梵天的詩已經達到了音樂,這是最純粹的,也許是最高的藝術境界。”由此可見,梁對“純詩”的界定完全是基於他對西方詩學的尊崇和研究。

薛老師翻譯了大量西方象征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著名詩人的詩歌,並在壹些網站上發表。有網友提出最好用通俗語言翻譯詩歌精華的問題,還提出:“再偉大的作品,也要有讀者來讀。”薛回答道:“關於人氣有很多理解。就西方詩歌潮的突變而言,主要先鋒派詩人追求的是壹種內化的行業語言,即追求壹種只有少數人能理解的象征性表達。這與他們對詩歌、文學乃至世界觀的看法有關。詩歌主要不是負責育人的。在這壹點上,他們非常明確和固執。”

從瓦列裏和專家梁對“純詩”理論的定義,到薛對西方詩學的理解,也就是說,詩人所追求的只是壹個純語言建構的審美王國,詩歌是從粗糙的普通語言中提煉出來的語言精華,詩歌是非凡的語言結晶;詩人是學會了美學咒語的魔術師,他們的目光會越過枯燥的地平線,指向遙遠的天空。用瓦列裏的話說,詩人熱衷於“壹種幻覺或關於壹個世界的幻覺”,“創造壹種沒有實際意義的現實”。薛的詩歌深受西方象征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影響,具有明顯的特征。我感覺她的詩可以用她的壹組詩的名字來代表,就是《唱向天空的情歌》。她的詩指向遠方的天空,讀她的詩會讓妳有“飛翔”的感覺。

前段時間在同壹個網站上看到壹個叫“譚況”的詩人寫的壹組詩,還有網站“副總編”紫晶寫的壹篇詩評。我第壹次看到這組詩的時候很驚訝,因為他的語言完全是白話,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遇到的雞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句子不是長短不齊的排列,我會誤認為是日記體。還看了景發的壹篇題為《穿越塵埃的歌唱》的詩評。仔細看完之後,我又回去讀了老師的詩,終於找到了壹些感悟。庫匡老師是沂蒙山的詩人。他踏著沂蒙山的土壤,關註著現實的民生和社會問題。他用白話寫作,是為了讓普通人能明白他想表達的意思。看他詩後面的評論。有的說:“汪洋恣肆,有時泥沙俱下”,有的說:“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壹些混亂、復雜、事物的壹些表象,以及作者的冷靜、粗心——和精辟”。對於這組詩,褒貶之聲不絕於耳,雙方各執壹詞,最後都因怕傷和而杜絕。

對於現實主義詩歌來說,在當下網絡的自由空氣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五彩繽紛的場景呈現。無論是職業詩人還是非職業詩人,都在通過網絡這個平臺進行積極的創作、探索和嘗試。我相信,這些詩人不是被任何利益所驅使,也不是被權利所脅迫,他們的詩都是發自內心的自由而真誠的歌唱。作為壹個普通讀者,理應只有欣賞別人詩的權利,但我們心裏還是有壹些標準的。我們總是期望讀到既關註社會現實,又保留了壹種社會想象的飛翔高度,同時又保留了語言中各種非凡的奇觀和震撼力的詩歌。當然,這種期待是壹種理想狀態,也是讀者的熱切渴望。

關於“純詩”的標準,梁曾在給徐誌摩的信中用“紙花”、“花瓶花”、“生花”等作了生動的比喻。他用這三種花來表達他對當時新詩藝術水平的基本看法。因此,梁希望通過強調詩歌的藝術本質和文體特征的獨立審美效果來“重建詩歌的文體意識”,以“使新詩的作者過於實用”。總之,梁在詩歌創作中十分重視精神活動的純粹性,追求壹種將音樂性、神秘性和理想化推向極致的“純詩”世界。但在中國的現實和歷史條件下,他不得不做出壹些相應的妥協。

盡管梁先生高度贊揚了瓦列裏的“純詩”理論,但在詩歌應關註現實還是從中汲取營養的問題上,梁還是讓現實介入了“純詩”的世界。尤其是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詩人也是社會的壹員。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這是詩人必須做出的選擇,必須大聲疾呼以喚起民眾。此時,梁先生在其“純詩”理論中進壹步強調詩人的現實使命感。後半個世紀,中國的詩歌在口語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詩雖到了民間,卻失去了詩的本質,只保留了“歌”的形式。在“純詩”和關註現實的問題上,似乎總是兩次,走向兩個極端。

從這個角度來看,瓦列裏追求的是詩歌本身的極端純粹性,希望“純粹的詩歌”能夠達到“物理學家所說的純凈水”,只賦予詩人如何“創造壹個世界,壹個與實際秩序無關的事物的秩序和關系的體系。”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梁先生在現實情況面前不得不做出相應的妥協和讓步。詩人也是人。只要詩人生活在現實社會中,所謂“純詩”中的“純”字永遠是相對的。所謂“純詩”,不過是詩人的壹種理想,是詩人永遠追求,永遠達不到的壹種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