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繼承“詩”前後的“體”論繼續主張復古，胡應麟也主張復古，這是基於對中國詩歌史的考察。胡應麟認為，中國的詩歌創作和他的思想從古至今都經歷了壹個變化的過程。首先是“體代變”，詩歌經歷了四言、騷體、五言、七言、律詩、絕句的變化；其次，從創作方式來看，風雅之典博大精深，千古不變，古詩詞專於意象，歌必以才為演，主體為法，絕句為風骨。此外，就審美特征而言，《詩經》溫婉平和，《離騷》《九章》很強，建安作品氣勢磅礴，六朝作品精美，唐代律詩清麗，各有特色。
但胡應麟認為，每壹種文體的發展都是“盛而衰”的，所謂“詩體衰而代之”。胡應麟的詩學理論深受王士禎的影響，其“體”大體上承於王。“格”可以簡單地描述為詩歌的含蓄風格。但是，這裏的“代衰”並不是詩風壹代不如壹代。胡應麟認為，中國詩歌所代表的“古意”是詩歌的最高風格。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古意”逐漸式微，被新的文體所取代。所以“生”指的是詩體中“古意”的衰落。胡應麟絕不是文學的倒退，確切地說，詩歌的發展總體上是在上升的。《詩品》也說，“上下千年，雖命已過，文質依舊，但結果相同，鹹而美。”(類似黑格爾《藝術終結論》)然而，仔細研究詩歌，發現其內在發展仍是跌宕起伏的波浪式演變，並趨於“鹹美”。在他看來，“至於唐朝，詩是準備好了的，至於絕對體，就差了。”宋人變詩為詞，詞興詩衰。元人改詞為曲，曲盛詞衰。明人並沒有步宋元的後塵。“不是工作的事，是工作的事。”漢唐詩人講究原創，各有各的調調，不要跟著老師攻。但是，周聞準備好了以後，這個世界不壹定非要後來創造，而要效法古人，善於多體。正所謂“古人只作之，我作之。”所以，胡應麟把明代的詩歌稱為“袁玉娥宋，漢唐”這是壹首詩。詩中也透露出這種變化的原因:天道財運在外，人才在內。胡應麟的詩歌發展變化觀體現了他對公安派“變”觀的吸收和對不變模式論的修正。
胡應麟主張詩歌要以本色為本。“本色”壹詞包含了詩歌的風格特征、時代風格、作家作品的特定風格等多種含義。同時，他提出兩個詩學標準:“漢詩有質，文自然，無痕，故古今之最”；“盛唐絕句精妙，意味深長，無工可看，無跡可尋。”如果說詩歌的聲調理論意味著詩歌寫作有跡可循，那麽漢唐的精髓就是“形神兼備”。在這裏，胡應麟詩歌理論從“風格”到“神韻”的演變得到了揭示。但優秀的詩歌都是從“風格”到“精神”的轉變，初學者必須“正氣凜然”、“源遠流長”，才能達到“神韻”。
？與以上相對應，胡應麟的詩學也遵循著這條路徑。初學者首先要“博采眾長”，從正典開始，“博采眾長”。但學詩是有“法”的，但不是簡單的抄襲:學的時候要做到“學其意而不學其言。”掌握了寫詩的方法後，就會進入“悟”的階段(這顯然是受嚴羽“以禪喻詩”的“妙悟”影響)。所謂開悟，就是超越具體條條框框的“幼稚的自我表露”。但“詩雖悟，猶須深究”，而“悟”不是學詩的終點，而只是學詩的壹個階段，最終要融為壹體——既發自內心的欲望，又不失法度，正如他在杜甫的詩中所說:“杜公之作，真叫中變，大有能力者，不知變題而變題；很容易看到，但是很難看到。變化是更危險的，不是主要原因；若換了，神隨天意，為所欲為。”
？雖然作者對每壹位詩人和他的詩都作了相對公正的評價，但曹植、杜甫等少數人是最受推崇的。還應該提到的是，《雜本》壹書系統地論述和羅列了古代詩文集，對現代人有很大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