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期間，香港回歸中國，深圳特區特殊的原因之壹——照顧香港回歸——似乎已經不是理由了。那麽，香港回歸後的深圳將何去何從？妳對深圳的未來是樂觀還是悲觀？妳要來還是要去深圳？所謂“深圳主義”的意識和深圳人對深圳命運的理性思考，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1997六月份來到深圳的金欣怡，後來寫了壹篇網絡長文《深圳，妳是來還是走？》，並配以網絡名篇《深圳，誰拋棄了妳？作者簡持“樂觀”與“悲觀”的態度，為對方“黑白臉”，爭論良久。同樣是1997來到深圳的老恒，也基於對“深圳問題”的執著，創辦了因特虎網站“壹切都與深圳有關”，致力於深圳人和深圳事，並由此醞釀了“深商論”。“深圳主義”，洛陽紙貴了壹陣子。
似乎就在深圳的繁華褪去之際，上海浦東正在閃亮登場。巨大的反差引起了人們的深思和激烈的爭論。
2001北京青年報記者唐發表《京滬廣深，誰是中國未來的“經濟之都？”報告》瞬間把雨打芭蕉的城市對比變成了壹場城市辯論風暴。文章指出，“珠江虎”敗給“長江龍”，中國經濟重心正在北移至上海和北京。北上廣深的城市競爭已經無法壓制或隱藏，已經變得公開化和白熱化。
2002年6月165438+10月16日，28歲的人秦分別在人民網“強國論壇”和新華網“發展論壇”上發表長文《深圳，誰拋棄了妳》。這篇文章，就像壹顆深水炸彈，引爆了壹座城市的集體情緒，不僅從網絡傳播到民間，也引起了政府官員的熱烈討論和行政官員的公開回應。
作者站在民間的角度，通過對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發出深圳面臨衰落的“繁榮預警”，推送壹個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大家都不方便說出口的“隱藏話題”。
2003年初，南方都市報發表了《深圳，妳被拋棄了嗎？大篇幅的策劃報道在深圳，乃至廣東乃至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新浪、搜狐、深圳熱線等網站、鳳凰衛視等媒體紛紛跟進，深圳的命運和未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註。
2003年初，時任深圳市長的於幼軍通過《南方都市報》牽線搭橋，與“我為伊瘋狂”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平等對話。隨後，國務院調研組再次與“我為伊拉克瘋狂”見面，認真聽取來自民間的意見和聲音。
“放棄論”的背景和動機是:
上世紀90年代以前，深圳及其周邊的珠三角曾是各路人才爭相湧入的熱點，導致中西部省市“孔雀東南飛”的反感。
2002年9月16日，平安保險在上海宣布投資20億元在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建設平安金融大廈。聽起來像是深圳企業在向北擴張，但據業內人士透露，平安保險的核心業務部門基本都搬到了上海，包括不久前外遷的集團投資管理中心。平安保險已經“丟了殼”——公司實際上已經搬到了上海。6月5438+10月65438+2002年2月，中興和華為這兩家在深圳發展起來的高科技企業，也計劃將總部遷至上海。
更令人震驚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體披露，招行遷址上海正在充分論證中。此外，中信證券擬遷回北京，在深圳成立的漢唐證券已遷至上海。世界500強沃爾瑪未來將把采購總部從深圳遷到上海。
與此同時，各行各業的人才也順應潮流，將目光投向長三角地區。壹項大學生就業意向調查顯示，上海和北京是大學生心目中最具吸引力的城市，32.37%的大學生將上海作為第壹就業目標，北京以27.67%位居第二，深圳以12.13%位居第三。越來越多的優秀企業和人才將目光投向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在這場21世紀經濟話語權的爭奪和高級人才的爭奪中，深圳顯然已經落後了。沒有政策優勢，又受制於經濟和地理條件，深圳的這種劣勢在競爭中越來越明顯。
“頭文”開場後，我直接問“為什麽我總是在深滬之爭中受傷？”比如金融行業，主板市場並入上交所，深交所失去了新股發行權，而承諾給深交所的創業板卻遲遲沒有推出。黃金交易所在上海開業，但深圳期貨交易所被合並。
深圳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是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是創造了諸多奇跡的經濟特區，是壹座光芒四射的年輕城市，如今似乎已經黯然失色。
“遺棄論”是民間對“特區論”的回應。有點傷感，有點憤怒，有點黑色幽默，有點諷刺，但從不破罐破摔，而是充滿激情和熱愛“深圳主義”。這是80、90年代的深圳人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深圳的話語權不再被壟斷。網絡化、民間化的深圳話語有自己的句式，有自己的驗證方式，有自己獨特的影響城市、商業、社會的模式。
“拋棄論”也像壹個“魔咒”，不時折磨著各種各樣的人，得到不同的答案。好幾年沒斷了。“拋棄論”來自人民，迄今為止最好的回應來自人民。
2003年8月22日，金信義寫了壹篇更長的網絡文章《珠三角失去競爭力了嗎？公認1992之後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國重新崛起的十年。這壹崛起過程中最大的推動力是:中央政府和人民努力塑造上海“中國領先經濟城市”的形象，臺灣省IT業對上海的熱情，跨國公司對上海舊夢的依戀心態。不幸的是，伴隨著“上海運動”的還有“妖魔化珠三角運動”，這對大珠三角地區的國際國內形象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本文分析了上海運動的“造神”不足和妖魔化珠三角運動的誇張，並引用保羅·克魯格曼的“信心論”告誡深圳人不要在上海宣傳的喧囂中迷失自我，喪失信心。保羅·克魯格曼在《期望消退的時代》壹書中說，經濟增長往往取決於人們的心理預期。如果人們預期經濟繁榮，那麽每個人都會增加消費和投資，經濟也會因此真正繁榮；如果大家都預期經濟會下滑，那麽大家都會減少消費和投資，那麽經濟衰退就真的來了。
壹個城市也是如此。在許多情況下，公民的信心對發展至關重要。每個人都在抱怨，而這種失望和抱怨會相互傳染，對這個城市的信心也會漸漸淡去。最後，這個城市真的沒有未來。
本文以詳實的資料、觀點和建議，分析了珠三角壹體化的不足、必要性、可能性、戰略、路徑、願景、藍圖以及運作方法和步驟，展現了民間智庫的魅力。本文建議用“粵港走廊”的概念，而不是“香港中心論”或“廣州中心論”，來消除珠三角龍頭地位之爭。時任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主任的嚴曉培高度認可這種智慧。閆小培後來調任深圳市副市長，金信義加入了她的致公黨。金信義的參政議政經歷，從福田區CPPCC、深圳市CPPCC委員到深圳市人大代表，見證了民間話語和智慧對城市公共事務的影響，這是上海獨有的，也是深圳所擁有的；中校·陳的“拋棄論”說，政府難掩，人民不屈，導致國務院課題組專門調查，這在滬上是絕無僅有的，在深市也是有的。
這樣的城市，誰會得到又拋棄？
06
六問:嶺南能否承受商業文明的重量？
平安、招商局、中興、華為等企業總部的可能搬遷，是拋棄論的重要標誌，以至於每次陳的拋棄論都不成立，這些企業總部還在守著深圳作為反證，卻沒有人深究:企業搬遷是引發了拋棄論，還是對企業搬遷產生了威懾？
但歷史上“粵企遷滬”是不爭的事實。
幾千年來，中華文明的主要舞臺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從未進入主流。明清以來，隨著西方商業勢力的崛起，沿海土地先向商業靠近，廣東開始從農業文明的邊緣轉向商業文明的高地。廣州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最繁華的商業中心。這是廣東商人在中國歷史上第壹次扮演商業領袖的角色。然而，這個頭把交椅還沒熱起來，就被當時還只是小弟的上海搶走了。五口通商後，上海憑借其地理優勢，從壹個小小的清江縣壹躍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商業中心。
壹個被很多人忽略的歷史事實是，上海商人的祖先主要不是寧波幫或江蘇幫，而是廣東幫。近代的廣東商人，後來大多成了上海商人。活躍在現代上海的廣東人不計其數。僅在廣東象山縣，就有孫中山、容閎、唐、許毓婷、許保亭、、唐、唐廷智、唐銳誌、唐國泰、莫世揚、鄭宜芝、徐渭南等名人和買辦、、、、郭逵、郭等。
另壹方面，在廣東，第壹家抑絲廠，第壹家織布廠，第壹家造船廠，第壹家電信局，第壹家銀行，第壹條鐵路...，無數的現代商業因為廣東商人的參與而成為第壹，但當上海後來居上，廣州壹場大火後滿目瘡痍。
第壹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第壹批出國打工經商的人，第壹批留學的人，第壹批呼籲創建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人...廣東人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行動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中國，但在短短的壹百年間，上海在商業文化和商業制度上的創造性成就，不是廣州商人壹千年所能達到的。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史似乎正在經歷另壹個周期。廣東深圳改革開放以來，成千上萬的人南下深圳。改革開放初期，他們努力創建了平安、招商局、中興、華為等深圳知名企業。現在因為浦東的發展，北移上海成為可能！正是因為“拋棄論”直接揭示了這種可能性，才引起了人們的呼聲，促使人們深思:現代商業文明女神的裙子會不會在席卷廣東之後，落在上海？珠三角自然不具備產生偉大商業城市的條件嗎？廣州深圳只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曇花壹現的商業奇觀嗎？嶺南有沒有成為大商業中心的自然條件？成千上萬的精英應該繼續穿越南方還是回到北方？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因特虎老恒開始系統研究“深商”問題，並於2006年出版了第壹本關於“深商”的專著。
老亨在梳理中國商業史和商業史的過程中，註意到《史記·貨殖列傳》的司馬遷對楚越地為什麽“不是商辦”有壹段精彩的描述:
“楚越地廣人稀，稻魚皆耕，或水火皆耕，果不足賈。地勢肥沃，沒有饑餓，讓妳茍且偷生，沒有積累就變窮。所以江淮以南，沒有凍餓的人，沒有千千萬萬個女兒的家。伊司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多。有幾個人被洪水傷害過，人民擅長牲畜儲存。所以秦、夏、梁、魯等都擅長農業，重視人民。三河、萬、，以商賈。齊和趙聰明伶俐，對機器情有獨鐘。燕子和家畜都是蠶。”
太史公的意思:江淮、楚越以南，自然條件較好，人們不耕不織，不饑寒，商業更無必要。易思以北，天災人禍，要時時未雨綢繆，加緊耕作，發展農業。養蠶和織布，發展工業；利用機會，發展業務。
嶺南在江淮以南，楚嶽以南，古稱南嶽。豐富的植被，茂盛的水草，勝過江南，不是商業成功的地方。後來江南的商業發展，與北方過度開發，糧草資源匱乏有關。再加上戰亂頻仍，於是儲君南渡，孕育了江南。江南的糧食、棉花、絲茶供應了北方的大量需求，已經成為商品，於是開始了集約化生產和長途販運。這是江南商業繁榮的開始。
而嶺南則以其物資無法救北之急。險峻的南嶺山脈是南北交通的腸梗阻。南越的產品無法通過古代的陸路運輸系統或自然水系大規模運往北方。只有珍珠、瑪瑙、象牙、香料、海外器皿等奇奇怪怪的輕物，才能越過崇山峻嶺，到達北院大院，贏得王公貴族的青睞，賺取寶貴的回報。廣州之所以成為中國兩千年不封閉的外貿口岸，是因為它既能屏蔽外來影響，又能向異域納貢。
正是這種不間斷的聯系，使西方商業文明得以在廣州試水，在澳門立足，在香港立足，並深刻影響了近代乃至當代中國歷史的走向和進程。這是廣州商埠與古寧波商埠、古泉州商埠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當農業傳統過重，新的商業幼苗無法在本土發芽時，廣東成為嫁接外來商業文明的壹個分支，這是太史公始料未及的。
與徽商的財富來源於國內貿易不同，粵商的財富來源於國際貿易；與晉商的財富來自歐亞內陸不同，粵商的財富來自浩瀚的海洋。
早在西漢初年，漢武帝就派遣使臣將船隊從廣州駛往南海和印度洋，途經東南亞，渡過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東南，返回錫蘭(今斯裏蘭卡)。
這條路線在漢武帝時期開通，標誌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始。經過魏晉時期的拓展，始於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在隋唐兩宋時期空前繁榮。當時廣州與南洋、波斯灣之間有六條定期航線，最著名的壹條叫“廣州通海壹島”:從廣州起航，經越南海、印度洋、波斯灣、東非、歐洲，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長14000公裏，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國際航線。
盛唐時期，每天有11艘海外商船抵達廣州，壹年就有4000多艘。每艘船載200人，每年有近80萬商人抵達廣州。詩人劉禹錫因此感嘆:“連天靜而鯨息，映日之帆滿寶。”宋元時期，意大利旅行家阿道利克說:“意大利的船只沒有這座城市多。”。
到了明清時期，海上被禁，只剩下廣州壹個“壹站式貿易”，官方主導的對外貿易達到頂峰，出現了富庶富貴的“十三行”。那時的廣州城“山似山，花似鳥，海似海，鳥語花香，壹天花費幾千萬，衣食無憂，歌舞升平，比秦淮多了許多倍”。嘉慶10，只有政府納稅，達到1，641，971。當時清政府的年收入只有八千萬。廣州因其海外貿易而成為“田字南庫”。廣東商人擅長長袖善舞，利潤豐厚。十三行首富吳秉鑒，個人財富2600萬兩，幾乎占國庫收入的三分之壹。他不僅在中國擁有大量房產、地產、茶山、店鋪和巨額資金，還投資美國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
過去廣東商人從海外貿易中獲得的確切財富已無從考證。我們可以計算壹下這十三位行商的財富:他們大多居住在廣州關西。歷史上有800多棟“關西住宅”，至今仍有幾十棟。通過大宅的排場，可以推算出主人的富裕程度，等等。不難想象“尚虹”的財富實力。而那些不受政府控制，被視為“走私”的民間“帆船貿易”，就不能簡單估計了。
事實上，在明朝萬歷年間，廣東人聯合造船，組成商幫，冒險出海。這是粵商作為壹個獨特的商幫真正覺醒和崛起的開始，而不僅僅是朝廷商業壟斷的手段。此後，“福建、廣東的人，駕著山賊，載著走私貨物，幾百人壹批壹批地來往於東洋”。這些非官方商人不僅有澳門附近珠江口西岸的廣府商人，還有粵東的查普曼。他們不僅堅守故土，還經常主動出擊:東南亞如新馬泰、南北美洲、大洋洲等。，都是歷史悠久的廣東商人的商業領地。如今，成為文化遺產的開平碉樓、梅溪牌樓、赤坎大陸商業街、澄海商人故居，記錄著近代廣東商人向海外拓展業務的艱辛歷程和輝煌成就。從純經濟意義上講，這壹成就遠大於政府壟斷的“十三行”，從社會意義上講，更是封建商業銀行望塵莫及的。
正因為商業利益比皇權更強大，所以重商輕官在嶺南蔚然成風。其實徽商重官輕商；晉商把生意看得太重，讓人無法放松；江浙商人求學為官或下海經商的內心掙紮，真的很痛苦；只有福建人和廣東人把經商視為理所當然，廣東人尤其覺得天經地義，無可爭議。
雖然廣州是世界上唯壹保持了2000年繁榮的商埠，但中原人真正註意到廣東人還是很現代的，即使廣州“十三行”的商人早就是“1000年前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以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鄭、、為代表的粵派人物，可以說是拉動了近代中國的潮流。這種趨勢乍壹看，似乎無非是革故鼎新，興利除弊，襄陽開放。最後指向與中國傳統農業文明氣質模式大相徑庭的現代商業文明。似乎中原文化所有的智慧和手段都對付不了這群又醜又不善言辭的廣東人煩人的攪局。究其原因，無非是廣東人手裏握著壹根有著無窮魔力的魔杖:生意，生意為利，生意為權，生意為新詞，生意為政改。
廣東人重視商業，但廣東能否成為商業文明的中心值得懷疑。
顯然，廣州，尤其是深圳，不會是中國農業文明的中心城市。比如長安、洛陽、開封，比如北京、南京，都是平原、車馬、船船的中心，皇權如日中天。深圳不是這樣的城市。深圳是山的壹角，海的壹角。前面浪幽幽，後面山疊。植被茂密，瘴氣重。刀不能修，火不能種。幾千年來壹直不文明。
深圳不會成為現代工商業的中心城市。現代的輪船火車都征服不了嶺南的野性。當時船只噸位還小，可以直接走內河航道；那時，火車和汽車只能在平地上行駛。上海地勢低窪，河流縱橫，地理位置臨海，成為現代工商業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選。廣州和香港，雖然有江海便利，卻沒有便利的腹地。即使他們引領了現代工商業文明，也不可能是最先到達的。因此，大部分嶺南商人相繼遷往上海。
今天的技術水平已經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限制。高架橋、高速公路、高鐵，山越高，越平坦；民用飛機拉近了嶺南與華北的距離，遼闊的南海成了華南內湖；空調的廣泛使用讓嶺南的亞熱帶氣候不再悶熱。現代建築技術讓依山傍海的生活變得愜意；大規模的海上集裝箱運輸，讓黃浦江這樣的內河航道看起來像個擺設，而鹽田港、維多利亞港這樣的天然港口，則成為壹個世界級商業城市開埠建港的基礎。谷物不再是現代生活的全部食物。嶺南和東南亞豐富的果蔬，南海豐富的鮮魚，不僅是當地人的美味，也是新農業相對於傳統農業的絕對優勢。珠江口周邊的條形城市分布密度大，不存在“攤大餅”式的老城區...
中華文明的重心南移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大勢所趨。
漢唐時期，黃河流域是絕對的重心。到了宋代，重心開始南移到長江流域。今天，經過長期的過度開采，華北、中原枯竭，植被不長，水源枯竭，風沙肆虐，已經逐漸不適合人類居住。長江中下遊雖然是魚米之鄉，但是人口密度太高，農業發展已經過度。再加上工業發展，對生態系統的壓力會更大。只有浙東、福建、廣東等地區，依山傍海，氣候良好，日照充足，雨水充沛；發展較晚，生態系統相對完整；海岸帶狹長，類似美國西部的加州，擁有富人向往的理想生活環境。多種族、多民族、多意識形態、多文化、常年...自20世紀中後期以來，南海周邊地區的活力和潛力壹直得到證實。
既是重視商業的傳統和新的工商業技術，也是廣東人在制度和文化上對西方文化和大陸移民的包容，最終結出了好的結果。英國人把西方的商業體系整套搬到香港，深圳商人從壹開始就有壹種理想，壹種文化的嘗試，壹種創新的欲望。這些傳統粵商的短板被外來者和後來者充分彌補。正因如此，新粵商完全可以承接華夏文明重心的繼續南移，並悄然成功地將商業基因植入之前的農業文明母體。我們都將見證這壹歷史性的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