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
建安體作為中國古典詩學的重要範疇之壹,不僅指漢魏時期雄渾、深邃、豪放、悲涼的文學風格,也是南朝至宋明時期批評家評價文學的主要標準。千百年來,這顆鮮活而真實的文化種子經歷了從狹義到廣義、從道德到審美的變遷,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和生命想象,成為理解我們文化特質不可或缺的符號,反映了時代變遷與詩學觀念之間的復雜關系。
從漢末到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很長的壹段陣痛時期。社會的動蕩與分裂,政權的瓦解與崩潰,儒學的衰落與玄學的興盛,* * *的同構性成為士人人格分裂與精神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選拔的標準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美德不再是唯壹的標準,但人才或與人才相伴隨的身體、精神和精神之美受到重視。這顯然是人物性格凸顯的時代背景。
這在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和沈約的《宋書》中都有記載。風指風韻、風韻、神韻,用來品味人物的體態、氣質;骨骼和指骨是用來欣賞人物的形體和形象的。這種視角和標準壹經形成,迅速影響了魏晉時期的審美意識,對書畫文學的欣賞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背老馬蹲,誌在千裏。遲暮之年的烈士曹操(“走出夏門”),期待著揚名立萬,功業輝煌。雖在蜀中,三十多歲的曹植(《求自測表》)和他同時代的建安七子、女詩人蔡琰,這個所謂的曹魏集團是其中最傑出的壹個。
藝術形象中的曹操、曹丕、曹植。
南朝齊梁時期的文學理論家劉勰最早總結建安風格,提煉其美學精神。眾所周知,《文心雕龍》的基本立場是從儒家古文學派的角度來考察文學的起源和創作。以此為起點,劉勰首先把人物的概念從人物和藻類的形而上功能擴展到明道景宗的文學批評尺度。
其次,他繼承了曹丕的文學以氣為本(典論論文)的思想,壹方面強調作家的生命體悟在創作中的關鍵作用,另壹方面又鮮明地突出了文學與時代的內在聯系:觀察當下的文學,它高雅大方,善離於世,風衰俗怨,誌深筆長,所以輪廓豐富。(《文心雕龍·泰寧》)在這裏,他融合了先秦以來的詩言誌理論和魯的愛情觀,把深刻的時代感和精神關懷結合起來,既重視古代質樸的文學家的作品,又不貶低魏晉時期在遣詞造句上的創新。它的格局和氣度,為文學自覺的時代做了壹個理論註腳。
在此基礎上,劉勰以慷慨開放的姿態概括了建安文學的審美特征,在時代的大脈動中凸顯了生命的悲劇意識,進而推出了作為中國詩歌美學批評典範的建安體。
《洛神賦圖》是東晉畫家顧愷之根據曹植《洛神賦》的寓意所畫的名作。《洛神賦》是三國時期曹植寫的壹部浪漫主義名著,原名《幹鎮賦》。
這種思維視角與劉勰同時在鐘嶸的詩學理論中得到延續。壹般認為,鐘嶸的詩有明顯的儒家痕跡,符合對雅制的崇拜,雖然沒有明確說是經典。如《詩序》中強調禽獸之氣,物之感人,所以動搖性情,形成各種舞蹈,是荀子《樂論》、韓《樂記》、毛《詩序》的提煉。可見,荀子、王充等人以氣為物質基因的宇宙構成理論,實際上已經成為《詩品》的理論基石。關於建安文學的論述,主要體現在崇尚雅正、重風抑騷的審美傾向上。
尤其是曹植的贊美無以復加:呵呵!陳思之的文章還把人倫比作孔伷,把鱗羽比作龍鳳,把音樂比作琴聲,把女工比作困窘。臂吸鉛墨者,羨章映余暉如燭。故孔家之門若用詩,商則升堂,王則入室。景陽、潘、陸可以坐在回廊之間。(論詩)而這種以古為鑒的評點風格,緊密回應了這個時代對雅怨不怒風格的呼喚和渴望,與劉勰的真實所想相近,進壹步確立了建安風格在古典詩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了隋末的社會動亂後即位,逐步建立了壹個統壹、穩定、強大的新王朝。毫無疑問,帝國的繁榮對詩歌創作和評價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華懋雄渾、雄壯、抒情的詩風,成為詩人自覺的追求,可見王波《山亭思友序》:開漢園,掃文場,得宮商正法,得山川之氣。雖然陸地平原和曹子建足以扛壹桶;謝靈運和潘安仁好到可以跪著走路。(《王子安選集》第4卷)
據此,在建安文體史上,唐代的兩個標誌性人物是初唐的陳子昂和盛唐的尹坤。陳子昂第壹個舉起漢魏文字大旗,大聲疾呼:文章害人五百年。韓偉的角色,晉松·墨川。齊梁之間的詩歌,多姿多彩,紛繁復雜,但絕對膾炙人口。(《東晉左氏修竹序》)把繁華與風骨聯系起來,張揚風骨,使聲音頓挫,練就了才氣與光彩,有了金的審美,達到了與建安作者相視而笑的境界。羅宗強先生認為,這使得他所倡導的性格理論既繼承了建安詩歌慷慨蒼涼的風格,又充實了崇高廣闊的精神(《隋唐五代文學史》第84頁)。
尹坤收藏的何玥·淩影。
尹坤的《江越英雄集》從理論上總結了盛唐時期李白、高適、岑參等詩人的追求和創作實踐,提出若論精神(即精神),建安將是不二之選,而論宮商,則過於健康地把握了靈感、情意、精神等審美命題,可謂是對陳子昂理論旗幟的呼應。有學者指出,盛唐詩人在這裏創造性地改造了傳統,用盛唐的風格或氣象代替了建安風格,使劉勰的風格充滿了生命力,但也改變了內涵(孟《劉勰的風格及其變化》,晉東南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3月15)。在作者看來,這種變化不僅是從文字和修辭向意象和境界的轉移,也是從道德和審美的轉移,反映了時局的變化對詩風的深刻影響。
但值得註意的是,如果說唐代以前的文字建設主要表現為釋義和發明,那麽宋代以後其功能價值更為突出。換句話說,當所謂的盛唐盛世隨著唐帝國的衰落而消失的時候,評論界對建安人品的呼喚,其實是有著明顯的撥亂反正和喚起過去的傾向的。比如嚴羽的復古大旗,直指江西詩派主導的文壇;但前後七子強調文學必在秦漢,詩歌必在唐代。他們要治療的,也是太閣風和八股盛行的朝野和考場。更重要的是,在嚴羽看來,學詩壹定要方向正確,誌向遠大;以漢魏唐為師,不要做開元天寶以下的人物。如果說詩歌,就是第壹層意思(《滄浪詩話》)。可見,通過有意識的復古行為,建安體的內涵不再僅僅是壹種詩體或值得效仿的風格,而是壹種渾厚深沈的民族精神的載體,千百年來為文人所珍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必要重溫壹下魯迅先生的話:按我的意思,即使在過去,也沒有所謂的田園詩人、山林詩人,他們的詩完全淩駕於政治之上。沒有什麽是完全超越人類世界的。既然超越了世界,當然就沒有詩。詩歌也是人事問題。如果妳有詩,妳可以知道妳沒有忘記這個世界。魏晉時期建安風度、文章與藥酒關系的歷史變遷,壹方面準確地說明了時局變化與文學格局和氣度的內在聯系,另壹方面也提醒我們應該更客觀地看待文學與政治關系這壹古老命題。對政治的參與和理解加深了詩人對生活的理解;文學的溫情與浪漫賦予政治壹種別樣的情感。當建安文學走出建安,當建安人物不再僅僅是某個時代的象征,而成為全民族瑰麗崇高的生命想象,我們才更深刻地洞察到文學變革的深刻意義。在時代與文學的張力中,壹種審美精神值得永遠的希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