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死亡”是壹個已經被嚴格定義的概念。指的是“腦功能，包括腦幹功能不可逆的永久性喪失”。這壹提法的科學依據是:以大腦為中心的中樞神經系統是整個生命賴以存在的基礎。因為在生理條件下神經細胞壹旦死亡就無法再生，作為生命系統控制中樞的全腦功能因為神經細胞的死亡而陷入不可逆的癱瘓只是時間問題。
在我國以往的臨床經驗中，判斷死亡的標準是心臟驟停、自主呼吸消失、血壓為零。隨著醫學科技的發展，患者的心跳、呼吸、血壓等生命體征可以通過壹系列藥物和先進設備逆轉或長期維持。但如果腦幹受到結構性損傷，無論采取什麽醫療措施，都會發展成心源性死亡。上述認識最終成為腦死亡標準的理論基礎。這是哈佛醫學院腦死亡的診斷標準，至今仍被大多數國家和醫生認可。根據其標準，全腦功能喪失的診斷應根據反映不同程度腦功能損害的四個體征作出，包括:1。不可逆深度昏迷；2.自主呼吸停止；3.腦幹反射消失；4.腦電波消失。現代醫學把腦死亡作為死亡的標準，使死亡的判斷更加科學，使對死亡的理解在法律和倫理上更加合理。這壹標準已被許多國家接受。當給予呼吸機輔助呼吸和心血管藥物支持時，呼吸和心跳可以維持較長時間，而不需要中樞神經系統的調節。憑直覺，此時患者似乎還能“呼吸”，心跳還在繼續，搶救治療應該不會停止。但大量臨床研究表明，此類患者的搶救最終失敗，所有患者都是出生即死。於是，人們開始意識到，原來關於呼吸和心跳停止的死亡觀是不全面的。對於涉及腦死亡的患者來說，死亡不是切面上的突發事件，而是壹個連續的過程。所以有必要修改死亡的標準，腦死亡應該是合法的。目前，已有80多個聯合國成員國認可腦死亡的標準。
腦死亡不僅涉及死亡現象和死亡標準的技術問題，還與人類社會的寬容和接受程度有著密切的關系，並受到宗教和文化的密切影響。壹般來說，英國、美國等基督教國家容易接受腦死亡的概念，而且這些國家的單壹性腦死亡標準建立的比較早。而長期受儒家倫理影響的東亞社會則截然不同。東亞社會有很強的宗族意識和祖先崇拜意識，所以有倫理關系的家庭成員，尤其是他們的子女，很難把有體溫、心臟還在跳動的病人當成死人。這給腦死亡的實施帶來了巨大的難題。
中國應加快腦死亡立法。但是腦死亡的立法是對中國幾千年傳統觀念的重大突破，必須非常謹慎，必須遵循壹定的法律程序。這就要求:第壹，建立腦死亡的診斷標準，使腦死亡的判斷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其次，明確腦死亡立法的技術規範，判斷腦死亡是包括神經內科和神經外科、麻醉科和倫理科在內的專家綜合鑒定的結果，肯定是壹個非常慎重的過程。第三，建立和完善腦死亡立法的管理程序和方法。只有滿足這三個條件，我國才能頒布腦死亡的法律法規。同時，腦死亡的診斷標準必須結合我國國情，不能照搬國外標準。美國的腦死亡立法，歐盟的立法，都夾雜著本地區或本國家的特點。壹些東亞國家提出了心臟死亡和腦死亡的雙重死亡標準，即以傳統的心臟死亡標準作為壹般死亡標準，允許患者本人或家屬在壹定條件下選擇腦死亡。毫無疑問，二元死亡標準具有極大的和諧性。如果制定出這樣壹部具有中國特色的和諧法律，並兼顧各方利益，逐步推進腦死亡概念在公眾中的啟蒙，經過長期有效的努力，腦死亡的標準將繼續被廣大公眾所理解和接受。
將腦死亡確立為死亡標準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在於:1。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減輕患者家庭和社會的治療壓力。我們生活在壹個現實的社會，資源總是有限的。搶救腦死亡的人對醫療資源的消耗要比治療普通病人多得多。毫無疑問，腦死亡標準的確立可以減少相當壹筆醫療費用。確認腦死亡的概念，實施腦死亡法，可以及時終止無效醫療，減少對衛生資源無意義的消耗，合理利用有限的資源。2.為器官移植開辟廣闊前景。如果腦死亡在法律上被認定為人類死亡，那麽醫生可以出於器官移植的目的，摘除腦死亡患者的心臟和其他主要器官。隨著人類醫學的發展，器官移植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然而，由於心臟器官的特殊性，體內移植醫學不能使用從心臟死亡患者體內取出的心臟器官作為移植受體。如果承認腦死亡，那麽確立死亡的階段實際上會大大提前，心臟可能還在跳動的腦死亡患者會被宣布死亡，這樣就可以取出跳動的心臟進行移植，包括角膜在內的其他器官的存活和新鮮度也會大大提高。可以說，腦死亡標準的建立將為器官移植開辟廣闊的前景。3.解除患者家屬的等待和無望的痛苦，讓患者有尊嚴地“死去”。死亡是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經歷的事情。如何看待死亡，其實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生命。要了解死亡，首先要了解生命。生命只有壹次是寶貴的，所有的個體生命在價值上都是同等寶貴和無價的。醫療的根本目的是關愛這個價值有限的無價生命。拯救每壹個可恢復的生命是所有醫生的理想，但生與死總是相伴而生。當死亡來臨時，我們要勇敢的承認和面對，這是對死亡的尊重，也是對生命本身的敬畏。
另外，死亡還是壹個法律概念，在司法工作中科學準確地判斷壹個人的死亡時間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