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晉開始，歷經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國文學中古期的第壹段。魏晉南北朝期間，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在這些變化中是最有意義的，正是由此引發了壹系列其他的變化和發展。佛教是在東漢永平年間傳入到中國來的，經過長時間的發展，佛教漸漸與儒學、道教相並列，成為中國古代三大教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更是形成了三教合壹的局面。這足以看出，佛教的傳入，不僅對中國古代政治有著巨大的沖擊，同時也影響了中國古代文壇。魏晉南北朝期間，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個性化漸漸出現。“文學自覺”指的是文學及文學創作主體意識到文學的獨立性和價值性，自覺地對文學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等進行探討和認識，促進文學按其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其實早在東漢時期，文學的自覺性已經開始出現。這種變化的標誌之壹是張衡的《歸田賦》，賦中雖然尚未顯示鮮明的個性，但分明已有壹個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識加強了，個人價值得到了關註。文學自覺性變化的標誌之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玄言詩盛行。魏晉時期形成壹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的理論形態就是玄學。這是壹種思辨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哲學上的思考。玄學不僅是道家的壹種思想體現，同時也包含了許多佛學的成分。佛教在東漢傳入後首先被附於黃老之家，魏晉時代則依附於玄學，所以玄言詩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佛學思想的影響。
東晉的詩歌流派，約起於西晉之末而盛行於東晉。代表作家有孫綽、許詢、庚亮、桓溫等，其特點是玄理入詩。玄言詩是由新的社會思潮改變了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習尚和價值觀念。儒家的道德教條和禮儀規範已失去了原有的約束力，壹種符合人類本性、返歸自然的生活，成為新的追求目標。這是“玄”的心靈世界的外觀，也是那個亂世之下士大夫痛苦內心的折射。敏感的作家們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艱難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這就促發了魏晉南北朝的文人們多以生死詩和隱居詩為主。“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陶淵明《擬挽歌辭》）這些詩句表明了當時魏晉南北朝最偉大的詩人陶淵明關於生死的想法，“有生必有死”其實這也是受到了當時玄學的影響，這裏面包含了佛教思想，即“生死說”。
佛教思想創新了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形式。齊梁陳三代是新體詩形成和發展的時期。所謂新體詩，是與古體詩相對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講究聲律和對偶。因為這種新體詩最初形成於南朝齊永明年間，故又稱“永明體”。《南齊書·陸厥傳》：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當時的詩壇巨匠沈約在《答陸厥書》和《答甄公論》中提出了“四聲八病”之說，即詩歌韻律的八種禁忌：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四聲八病說”與佛教梵文吟唱的轉讀有關。“永明新變之體，以四聲入韻，傍紐旁紐之音理，啟發於悉曇，反音和韻之方法，取資於《通韻》，此梵音有助於詩律者也。聲文之理、樂與詩正相涉而不可分。”（《梵學集》）在這裏可以看出，佛教、佛經對當時的文學起到了壹定的間接影響。
佛教是外來文化，但與中國文化的結合，尤其是與中國文學的結合竟然是無懈可擊。這並非是巧合，而是必然。如果說: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那麽佛教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心臟。特別是在文學方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真是處於壹個文學自覺時期，也是壹個文學發展的時期。此時佛教對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自覺性註入了壹股新的推動力，同時佛教、道教和儒學三教合壹，為佛教對後來朝代的文學起到了應有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