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
商業出版活動存在於我國古代出版體系的各個階層，而最具代表的是書坊刻書體系。坊刻以其敏銳的市場
眼光、靈活的經營手法、獨到的讀者服務意識而獨樹壹幟，其刻書之繁多、分布地域之廣泛、從業者之眾多、經營手段之多樣，令官刻、私刻難以望其項背，可以說有了書坊刻書才有了我國古代出版業的興盛與繁榮。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讀者服務意識貫穿了商業出版的整個經營活動；推銷圖書產品，占領圖書市場，樹立自身形象，無不以讀者為著力點。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經營活動，對正確評價古代出版商的歷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讀者服務工作，應是不無益處的。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滿足讀者文化需求的市場意識了解讀者，從讀者的文化需求出發，決定圖書的選題、出書品種，是歷代出版商的經營思路。書坊刻書通常被認為是“旨在牟利”，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讀者購買力的支撐。因此，書坊出書的品種繁多，經史子集、歷書、醫書、類書、陰陽、童蒙讀物、科考用書無所不包，讀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選題。在滿足讀者文化需求的同時，也達到了“射利”的最終目的。
現代
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著名學者胡道靜先生曾經說過：“我國是壹個出版事業飛黃發達的大國，又是印刷術最早發明的大國，是雕版印刷術起源的國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創源地。但有壹點是奇怪的，就是記載這些創造和記述出版事業蓬勃踴躍情況的材料並不活躍，顯得很不相稱。”因此，編輯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較滯後，至今還處在學科建設階段。我國古代以來典籍浩繁，目錄、版本之學和圖書史、印刷史等發展較早，往往含有編輯史、出版史的重要內容，葉德輝的《書林清話》等，很有價值，但還不是編輯出版史的論著。上世紀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出版，可稱“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出版界簡史》(楊壽清著)，作者顯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響，在創作意圖上
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內容並不完整，篇幅也較單薄，但作為第壹部近代意義上的中國出版史問世，是有歷史意義的。新中國的人民出版事業在建設初期，出版家張靜廬在出版總署任職，他首先重視出版史研究工作，獨力搜集史料，開創性地編輯、註釋而成的八大冊《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出版[3]。該書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資料，限於當時歷史條件，註重革命進步材料，又由於陸續搜集編輯，出版時間分散，讀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張著開風氣之先，對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貢獻，功不可沒。
20世紀下半期，新中國的出版事業走過起伏、曲折的發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殘和破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出版業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復、不斷壯大和發展的征程。出版界經歷了半個世紀漫長的歷史，蘊藏著壹股研究出版理論(包括編輯史、出版史在內)的熱流。1983年6月中***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頒布，是新時期指導出版工作的重要綱領，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和深遠影響，在中央文件中第壹次提出加強出版、印刷、發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發行研究機構等。從編輯史、出版史研究角度來看，就大大地調動了業內有識之士和壹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積極性，他們紛紛從總結出版歷史經驗、撰寫出版回憶文字入手，進入研究編輯史、出版史的行列。
差不多在此前後，新中國出版事業奠基人之壹胡喬木於1984年10月為在大學試辦編輯專業給教育部寫信[5]，從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南開大學設立編輯專業開始，全國陸續有武漢大學、河南大學、南京大學等不少高等學校設置編輯出版專業以及出版研究所，並設置“中國編輯史”或“中國出版史”課程。這些措施，對於聚集專家，推動編輯史、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顯著的效果。比如已經有壹批出版史的碩士、博士論文，有的還得到正式出版。
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已經初步形成編輯史、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湧現出壹批優秀的研究、教學和創作人才。這支研究隊伍是由出版業內人士、高等院校教師、研究生和相關科研部門熱心編輯史、出版史的專家學者***同組成的。值得高興的是，這支研究隊伍盡管並不很大，但它的特點是在誌同道合、取長補短、團結合作、攜手前進的基礎上形成的，可以說，這是出版界、教育界和學術界有識人士學術研究的基本力量。上世紀最後20年內的主要研究課題與成果，都是與這支研究隊伍學術勤奮、辛勞開拓的努力分不開的。
20世紀80年代是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躍時期。1985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1987年新聞出版署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領導小組先後成立，在組織、推動編輯史、出版史以及黨的出版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後在湖南大庸(1989年)、山西太原(1991年)召開過兩次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涉及太平天國出版、清末官書局、基督教在華的出版活動、民國時期的出版、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及黨領導下的國統區的進步新聞出版，還包括少數民族的出版，出版人物研究等。這些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得到交流和討論，有助於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推動。兩次會議都出版過論文選編。1991年中國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國近現代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的優良傳統問題”列入科研計劃(被納入新聞出版署科研計劃之內)，成立了課題研究組。經過壹年多的時間，得到出版界與高校編輯出版教育界等的***同參與，並在第七屆全國出版科學討論會上，集中研究、總結和討論了近現代中國出版優良傳統問題，進壹步明確了研究出版優良傳統的正確方向、重大意義和根本目的。袁亮在《發揚出版優良傳統，促進出版改革開放》壹文中說：“我國近現代出版工作的優良傳統，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涵。從時間上看，經歷了上百年，包括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從空間上看，包含上海、北京等許多地方的出版事業，其中有壹批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出版單位，如商務、中華、三聯、開明等出版社；從事業性質上看，既包括進步的出版事業，也包括中國***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的出版事業；從出版界的成員來看，不僅包括數以萬計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者，也包括壹大批為我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編輯家、出版家，其中有些還同時是政治家、文學家、理論家、科學家、教育家等等；從出版工作的作用上看，不僅對傳播和積累科學文化知識、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質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對我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都發揮了重大作用。我們今天來研究、總結如此豐富的出版優良傳統，其意義是重大的，其難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1992年中國編輯學會成立後，也很關註編輯史、出版史的學術研究。先後在武漢(1993年)、南京(1999年)、溫州(2000年)分別召開過編輯史、出版史的學術研討會。這三次會議參加的學者專家和研究工作者人數比較少，主要是交流研究心得，在溫州會議上則集中回顧了近百年的出版歷程，並對百年出版的分期、百年出版的成就、近現代著名出版家、出版機構的貢獻以及百年出版對當今出版業、出版研究的啟示等，各抒己見，進行交流和討論[9]。在會上有的專家繼續呼籲要加強出版史的研究。可喜的是，由中國出版科研所主持，壹部八大卷、400多萬字的《中國出版通史》編撰工作正在進行。這是由教育界、出版界和有關學者專家集體討論、分工編寫的大型出版通史，是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壹項繁重的基本建設工程。啟動編撰出版通史的信息，已經受到日本、韓國等出版研究界的重視。
從以上敘述中，不難看出有組織地開展活動和有領導的集體研究與分工合作的辦法，對於推動編輯出版史研究發揮了很大作用。這裏應該提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全國各省市編寫新方誌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誌”的編纂。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的有：《上海出版誌》、《江蘇出版誌》、《江西省出版誌》、《陜西省誌·出版誌》、《安徽省誌·出版誌》、《河北省出版誌》、《山西出版誌》、《湖北省誌·新聞出版》等。北京出版誌編纂委員會從1993年起開始編輯出版《北京出版史誌》，分輯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16輯。天津、河北、浙江等省市也出版過有關本省市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還應該提到以“中國出版史”命名的四種書：宋原放、李白堅著《中國出版史》(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版)，吉少甫主編《中國出版簡史》(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方厚樞著《中國出版史話》(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作為第壹部教材、由肖東發主編的《中國編輯出版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上述四種出版史，各有特點。宋、李著作認為，“中國出版史的著述，不只是要忠實地描述若幹歷史現象，而是要總結出其中若幹帶規律性的東西。”根據這壹創作思路，宋、李著作力圖探索出版發展規律，作宏觀式的描述；擺脫書史、印刷史的壹般寫法，對史料作了新的編排和處理。吉少甫主編的《中國出版簡史》，是上海學者的集體研究著作，著重論述重要出版史實和出版家的活動，以材料見長，書中的書影、人物等插圖有60多面。方厚樞早在1980年就在《出版工作》(《中國出版》的前身)上連載過《中國出版簡史》，後來修改增訂結集出版時用了《史話》的書名，其實也是壹部持論公允的出版通史(下限至1989年)研究著作，附錄《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的圖書出版》和《中國出版史研究書錄》是壹大特色。有日文譯本出版。肖東發主編的高校編輯專業的教材，力圖把編輯史和出版史融為壹體，從取材到體例都有壹定難度，是具有開拓性的。
上世紀90年代，也是地區出版史研究碩果紛呈的年代。除了有大量的地方出版史料外，還出版了壹批革命出版史著作，如《中國***產黨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嚴帆著《中央革命根據地新聞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周天澤、周巖、王仁主編《華中解放區出版事業簡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地區出版史著作有：《西北大區出版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出版史》(重慶出版社1999年版)，李瑞良著《福建出版史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白玉岱著《甘肅出版史略》(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學林著《安徽出版史敘論》(安徽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值得高興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海峽兩岸出版界來往頻繁，相關資訊和書刊的交流日多。多年研究臺灣出版、版權貿易的辛廣偉，有誌於撰述臺灣出版歷史的專著，在得到臺灣出版界多方的協助下，廣搜資料，悉心研究，三年有成，終於寫出了40萬字的《臺灣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書比較系統地對臺灣近200年來特別是光復以來的圖書、報刊、音像出版和印刷、發行、著作權等方面，作了簡要的論述，並附有書刊、人物和事件等照片。它的出版，無疑填補了研究臺灣出版史專著的空白，必將對進壹步研究臺灣、香港、澳門出版史產生促進作用。
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為代表的館史、社史研究的開展，出現新的面貌。商務、中華是我國近代出版業中歷史最為悠久的“老店”，它們都有編寫自己歷史的傳統，成立了研究編輯小組。198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90周年時，陳原主持編輯了《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這本大事記在編寫取材和形式上很有創新，突顯了出版與文化的緊密聯系。這壹年是中華書局成立75周年，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印了《回憶中華書局》(上、下冊)。中華書局在成立80周年時還出版了紀念論文集《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1992年)和《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1992年)。199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周年》，為紀念商務印書館壹百周年又出版了《商務印書館壹百年(1897～1997)》，選錄京、滬兩地報刊發表的紀念文章118篇，加上未發表的132篇文稿，約50萬字。此外，太原、上海兩地還出版過解放前有影響的如開明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社史資料，如《開明書店紀事》(王知伊著，1991年版)等。
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唐代，印刷出版業初發達，並與商業利益發生密切的關聯。我國歷代的出版商在傳播典籍，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對商標功能的認識逐漸加深，對商標的應用也日益自覺、重視，並多創見、發明。如在印賣的出版物上刻印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京中李家”、“上都東市刁家太郎”等，均已打出字號，可以說已具備商標的雛形。
兩宋時期，印刷術更為普及，出版業的商業化程度也更高，出版商對商標的運用和制作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有了進壹步發展，是古代出版業的商標意識和運作趨向成熟的壹個起點。
明清時期是我國古代出版業的鼎盛時期，期間，民間書坊星羅棋布，商業競爭異常激烈，社會上翻版、盜刻、偽冒、剽竊等現象十分普遍。於是，許多的出版商便更加倚重商標這壹利器，以維護自身權益不受或少受侵害。這壹時期書坊(鋪)以字號亮牌已不計其數，司空見慣，壹些精明的書坊主遂以字號為主，輔之其它種種措施，以竭力推薦自家品牌，禁防他人仿冒侵權。較為典型的有：壹是強調自家字號，要買主確信某種好書獨此壹家，別無分號。二是創制專用標識，以鮮明的圖案標識來加深買者對本字號的感知和印象，進而達到名蓋群坊，嚇阻仿冒的目的。三是刻印業主肖像，以自己的人格和聲譽作擔保，推薦品牌，承諾圖書品質。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出版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的出版業在今後幾年將繼續呈快速發展態勢，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出版形勢的發展亦已經證明，中國原有的出版市場格局將被打破，壹個全新的市場化的出版市場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從國內行業的生產構成看。中國現代出版業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出版業。因此，分別對應圖書產品的三大功能，即娛樂（文化）功能、知識功能和信息功能，產生了大眾圖書市場、教育圖書市場和專業圖書市場。這是現代圖書市場的基本結構。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中國的圖書市場也比較清晰地呈現出這三個市場的基本劃分。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機經濟低迷、消費緊縮的情況下，圖書相對於其他娛樂產品具有低廉、易得的特征，有著更強的市場親和力。出版業應以此次金融危機作為契機，推廣廉價的娛樂消遣方式。出版商可以借此機會重新界定他們的角色，即以低廉的價格提供娛樂、知識。圖書行業生產的是實實在在的產品，是圖書，是知識。未來對出版行業的投資潛力巨大。
隨著中國改革與開放進壹步深入，出版事業也出現不少問題。壹部分讀物不適應社會的需求，內容粗制濫造。某些書刊肆意傳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在政治上發生嚴重錯誤。特別是近年來淫穢讀物屢禁不絕，使青少年身心受到損害，引起社會的關註。為取締宣揚淫穢色情、兇殺暴力、 封建迷信的書籍、 報刊和音像制品，有關方面已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清理，對出版、印刷和發行單位實行綜合治理。這項工作已見成效，並將長期堅持下去。印刷方面，生產能力雖有很大提高，但印刷周期長，趕不上客觀形勢的需要。紙張生產能力不足，價格變動大，有待於改善和調整。發行工作，已有很大改觀，但發行渠道仍不夠暢通，多渠道的競爭局面還沒有形成。出版隊伍的素質，有待於進壹步提高。所有這些都是擺在出版工作面前的重要問題，需要逐步解決。現在出版面臨整頓秩序和深化改革的任務。為了繁榮出版事業，要有更多更好的讀物供應讀者，努力提高書刊的質量。要大力出版健康的優秀的文藝作品、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和實用的有益的讀物。出版要為繁榮創作和活躍學術創造條件，為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和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作出貢獻。社會主義出版事業要依照憲法保障公民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同時又要依法防止濫用這種權利。國家權力機關正在制定《出版法》，與此同時，為了保護作者的著作權利，也正在制定《著作權法》，以促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
數字出版
數字出版是人類文化的數字化傳承，它是建立在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網絡技術、流媒體技術、存儲技術、顯示技術等高新技術基礎上，融合並超越了傳統出版內容而發展起來的新興出版產業。數字化出版是在出版的整個過程中，將所有的信息都以統壹的二進制代碼的數字化形式存儲於光盤、磁盤等介質中，信息的處理與接收則借助計算機或終端設備進行。它強調內容的數字化、生產模式和運作流程的數字化、傳播載體的數字化和閱讀消費、學習形態的數字化。數字出版在我國雖然起步較晚，但是發展很快，目前已經形成了網絡圖書、網絡期刊等新業態。
手機出版屬於數字出版的範疇為傳統數字出版轉向智能數字出版的壹個重要標桿，也是傳統數字出版通過移動網絡、智能移動設備的普及為基礎，結合互聯網技術、計算機技術、流媒體、雲存儲等先進的科學技術，整理、優化、加工原有版權內容的壹種出版形式，為用戶主要呈現的方式為手機app（軟件應用）。
它更加強調內容的移動化、數字化、生產模式、運營管理和運作流程的數字化、傳播載體的數字化和閱讀消費、學習形態的數字化。手機出版在近年得到了迅猛發展，是目前傳統出版社、傳統數字出版、傳統辭書行業，轉型發展的重要機遇。轉型代表企業有，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與上海詞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他們合作開發了外研社·現代英漢漢英詞典手機詞典、現代韓中中韓詞典手機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