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這壹直是我的觀點。我知道這很偏激，會激怒壹些人，連我自己就是壹個寫詩歌和散文的人，但我依舊固執地這樣以為。我把小說看得很神聖，把小說家看得很智慧。
在我的記憶裏最早讀的小說是七十年代我市著名作家遲松年與人合作寫的反映北票礦工生活的《狂飆曲》，那時我十歲左右。
當時的印象是小說和政治，尤其是生活分不開的（現在想想我當時的思想還真了得，甚至成熟得有些可怕），這種烙印壹直影響至今。工作後我搞了十二年的地方誌和地方黨史，朝陽許多歷史人物和革命先烈及歷史事件我都很熟悉，省黨史研究室《黨史縱橫》主編高巨就鼓勵過：“用小說的形式寫寫烏蘭。”也曾有過這樣的沖動，但都因為自己隨著材料的深入而夭折，我利用地方史料寫作的計劃壹次又壹次地破產。
好在我還可以閱讀。仔細地讀過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極力地推崇過《小說選刊》2002年第2期上黑龍江籍作家全勇先寫的《妹妹》，這些都與地方誌和地方黨史有關。《妹妹》這篇小說就取材於抗聯時八女投江中八女中的壹位。地方史誌被溶入小說是小說家的機智。實際上，機智有時就是壹種角度，角度找好了，路就走通了，小說也就成功了。不僅僅小說，其他門類也需要機智。僅僅是因為小說，所以歷史在這裏被淡化著，但仍是壹條線索引著情節隨著故事的進程濃重。在濃重的氛圍中，身心被清洗著，眼前的世界鮮亮起來，於是我又想起了本土。
朝陽的小說家邸玉超先生要出小說集，懇請未曾謀面的山西小說作家李銳為其作序。李銳熱心，真的給作了。讀過之後我就想讀李銳的小說，於是有了這本1993年8月第壹版，2001年4月第五次印刷的、發行量逾兩萬多冊的《舊址》。可這位山西省作協副主席，以系列小說《厚土》享譽文壇的、曾獲得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當今純文學最後幾個堅守者之壹、瑞典著名漢學家看中的幾個少數可能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說：“這部《舊址》太浮躁，沒有擺脫當時文壇的流行腔，於是今年有了《銀城故事》。”在這裏李銳從個人出發去追問了人類普遍的困境，他自認為《銀城故事》遠勝於《舊址》。《舊址》在1992年4月寫畢，1992年的李銳借鑒了馬爾克斯小說的創作手法，而我認為他的高明還在於他利用歷史，利用歷史編制小說，從此顯示著他的機敏和智慧。
《舊址》中的銀城雖然是虛構的城市，卻是他家鄉鹽城四川自汞作為背景的塊移動。深刻的血緣和精神的聯系是家鄉給予李銳最大的饋贈。《舊址》的時空交錯著壹個大家庭諸多人物的心靈軌跡，這些軌跡在他筆下走成可歌可泣色彩斑斕的人生旅程。從解放戰爭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不同的歷史時期從李氏家族各式人物中展現出社會的變遷。讓我最感興趣的還是在“古雙槐坊舊址”中不止壹次地出現地方誌的研究成果。壹個具體的中國人，誰也無法擺脫歷史及歷史的印痕，而李銳卻很機智地運用地方特色為自己的文章增添色彩。誰不想讓自己的家鄉揚名世界的各個角落。“人們終於發現，他們所做過的壹切，原來竟是造就了壹個傳說。那些所有的疾風暴雨，原不過是為這個傳說平添了許多耐人尋味的曲折。”書中的這段文字是不是他對這篇小說的詮釋。書中的語言沒有壹點脂粉氣，是那樣從容高貴不可褻瀆，而且在純粹的語言描述中跳躍著純真，閃爍著情感，輝映著時代，它不僅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還把小說造就得如此完美和精致，它沒有大塊大塊地宣染，因而小說顯得幹凈利落。
李銳是個有韌性、耐力和純正的小說家，他把壹部僅二十萬字的小說從冬寫到冬，因而我可以在充滿四季節奏和差別的小說中進行充分的冷靜思考，為什麽我不能？面對束手無策，李銳告訴我：“中國文人曾經在‘西方’還是‘中國’，‘現代’還是‘傳統’之間周旋了壹個多世紀。我們說這個文化不好，那個文化好。為此，我們鍥而不舍，舉出種種言之鑿鑿的論據，在對‘好’文化的壹百多年的追逐中，我們終於發現自己奔波在壹條環形跑道上。這個發現有些令人尷尬。”“在這個環形跑道上，也跑著我們這弄文學的壹群。大家的體力、姿態各異，穿戴著的衣帽鞋襪也各異，心裏懷著的目標還是各異。”“其實，冷靜下來想壹想，在這條環形跑道上，原本就沒有什麽競賽。有的只是我們自己和自己長短不壹的影子。如果壹定要說有什麽，那也只有壹些依稀難辨的足跡，重重疊疊，模模糊糊，不分妳我，無論先後。看著那足跡，我們只能知道，有許多人曾經走來，又有許多人曾經走去。”不管李銳怎樣教訓，我還是喜歡歷史的厚重。
在我讀過的小說中大都帶有歷史的痕跡，當然也有現代的痕跡，他們都好。但我只是喜歡歷史，喜歡我做過的地方史誌。在我內心深處不可抑制地敬仰能把地方史誌帶進小說的人。那樣的小說耐讀，那樣的小說家機智，比如《舊址》，比如李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