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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中有哪些術語(成語)?

中國人

漢語世界的主要語言之壹。它屬於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中最重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省和臺灣省,華人還分布在新馬等地。大約有9.4億人的母語是漢語。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壹。

漢語的標準語是近幾百年來在北方官話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它的標準音是北京音。中文的標準語言在中國大陸稱為國語,在臺灣省稱為國語,在新馬稱為國語。廣義是指漢族的語言,狹義是指普通話。除此之外,國語、國語、中文等其他稱謂都是指漢語。毫無疑問,漢語是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語言,世界上大約有1/5的人以漢語為母語。漢語對周邊國家的語言和文字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日語、韓語、越南語都保留了大量的漢語借詞和漢語書寫體系。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壹。漢語是中國的語言。

漢語作為世界上獨特的象形文字語言,具有高度的統壹性和規範性,現代漢語具有統壹規範的語法。雖然方言發音差別特別大,但是書面語規範,不存在方言差異造成的書面交流障礙。

漢語屬於獨立語言和分析性語言。中國文字是壹種象形的漢字。五四以前使用的書面語叫“文言文”,是孔子時代使用的壹種以“雅”為基礎的書面語。五四以後推廣的書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文”,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很少使用文言文。

語音

漢語音節可以分為三部分:聲母、韻母和聲調。聲母是聲母,其余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聲調也被認為是音節的壹部分,因為漢語聲調是有語義的。比如“湯、糖、臥、燙”四個字的聲母都是[唐],韻母都是[昂](國際音標在方括號內,表中國際音標省略括號)。只是因為聲調不壹樣,意思就不壹樣。它們代表語言中四種不同的語素(最小的有意義的語言單位),被寫成四個不同的詞。

1918當時教育部頒布的《普通話音標》是壹套用漢字制成的音標。這套字母將主元音和次元音用壹個符號組合在壹起(例如ㄠ = [au],ㄢ = [an]),體現了聲母和韻母二分法的傳統精神。音標廣為流傳,影響很大。臺灣省省壹直沿用至今。

1958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從1978開始,中國所有的名稱和地名都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wade style等各種舊拼寫。

語法

漢語的語素大多是單音節的(洗手-人丟)。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復合詞(馬+路→路→開+關→開關)。有些語素是詞(手洗),有些不是詞,只能和其他語素構成復合詞(人→人→失→失)。現代漢語中雙音詞所占比例最大。大多數雙音節詞都是以上述復合方式產生的。

特性

漢字有3000年的歷史,從我們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壹批文字資料算起——商代甲骨文。因為甲骨文是相當成熟的書寫系統,所以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出現壹定是遠在3000年前。漢字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階段。從甲骨文到篆書是壹個階段;從秦漢的隸書來看,還有壹個階段。前者屬於古文字範疇,後者屬於現代漢字範疇。總的來說,從隸書到現在使用的現代漢字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漢字和漢語的關系來看,漢字是語素字的壹種。從漢字本身的結構來說,漢字是壹個由表意、聲旁(象形字和聲旁)和既不表意又不表音的符號組成的書寫系統。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形狀與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相關。雖然每個字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字形本身並不是音標,與拼音的字母不同。象形文字的發音是通過它所代表的語素傳遞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越來越不象形字。結果,字形失去了與它所代表的語素的原始聯系。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是語音也不是語義,變成了壹個抽象的符號。如果漢語中的所有語素都用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符號來表示,那麽漢字可以說是純符號文字。但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單字和組合字之分。只有字母組合是純粹的象征性字符。組合字符是由單個字符組合而成的。從結構上講,組合字比單字高壹個層次。因為雖然構成組合字的單個字本身也是壹個符號,但當它是組合字的壹個組成部分時,它就作為壹個有音有義的“字”參與進來了。組合字符可分為以下三類:

①形聲字。形聲字由兩部分組成:代表意義的形聲字和代表發音的音字。對於結構最簡單的形聲字,形聲字和諧音字都作為文字使用。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字母組合都是表音的、有意義的文字。但形只取其意,不取其音,如“鴿”字旁的“鳥”;聲旁只取聲,不取意,如“鴿”字的部首“九”由於詞義和讀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已經失去了表意或發音的功能。比如“球”本來是壹種玉的名稱,所以用“玉”來塑造。現在“球”字已經不是指玉了,這個形狀也沒有功能了。再比如“海”這個字,原來是用“每”作為音的。由於發音的變化,現在“海”和“梅”的發音相差甚遠,音旁的“梅”也不管用了。有時候,形和音已經失去了原本的功能,比如“給、等、短”。這類字不能再當作形聲字。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與其音旁讀音不壹定接近。隨著現代漢字的發展,這種差異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組合漢字來統計。就普通話的發音而言,只有不到5%的合成詞與音旁完全諧音(聲母、韻母、聲調都壹樣)。約10%聲母韻母相同但聲調不同。只有壹個元音相同,約占20%如果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麽形聲字只占常用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都看成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占到流行漢字的35%。如果放寬標準,或者完全按照起源來確定形聲字,那麽形聲字在流行漢字中所占的百分比就會高得多。

2擬合和理解單詞。古人雲,“兵家必爭”,“人言信。”這種解釋對於“無”和“信”這兩個字是錯誤的。但漢字體系中確實有這樣造出來的字,比如“不正就是歪”、“壞就是壞”。這類字的特點是組合偏旁部首的意思來表達整個組合字的意思。這樣的話很少,只有幾個例子。

上述兩類組合字中的偏旁具有表意功能和表音功能。下面的情況不壹樣。(3)組合標記詞。這種復合詞的偏旁既不是表意的,也不是表音的。主要有兩種情況。第壹,由於字的讀音和意義的變化,原來的表音、形字不再表音、表意。比如上面提到的“給、等、短”這幾個字。另壹種情況可以以“張”字為例。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分析,“張”字由“聲”變為“十”。但是,當人們說“立早章”(以區別於“鞠躬長”)的時候,就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個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的角度來看,“張”本來就是壹個獨特的象形文字,與“聲、十、立、晨”無關。

漢字被用來記錄漢語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壹直沿用到今天,從未中斷。在如此漫長的歷史時期,漢字不僅服務於人們的現實生活,而且記錄了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借用來記錄非漢語言。

另壹方面,長期以來人們壹直在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所以在識字、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高效。

與拼音相比,漢字有其缺點,但也有其優點。漢字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在發音上有很大差異。但自2000年以來,字體壹直相當穩定,字義變化不大,所以先秦兩漢的古籍,今天普通人仍能部分理解。如果古籍是用拼音寫的,現代人根本看不懂有些方言的發音也很不壹樣,所以無法互相交流,但如果是用漢字寫的,就可以互相理解,道理是壹樣的。

簡化漢字的工作始於20世紀50年代。1986再版的《簡化字提要》規定了2200多個簡化字(包括用簡化字部首類推的字)。目前這項工作已經告壹段落,未來壹段時間會保持穩定,不會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壹批文字後,原有的繁體字是無法廢除的。因此,漢字的總數越來越多,增加了學習和使用漢字的人的負擔。

關於漢字拼音的爭論由來已久。理論上,任何自然語言都可以用拼音記錄。然而,由於漢語方言的差異,在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取得廣泛而實際的成效之前,會給方言區的人們帶來很大的困難。此外,由於漢字歷史悠久,大量文獻都是用漢字記錄的。壹旦改弦更張,必然會導致文學的廣泛運用出現壹定的困難,還可能引起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的波動。事實上,由於長期使用漢字的表意文字體系,漢語中可以出現大量的同音字,這種現象也確實存在。現在壹個音節最多能對應幾十個或者幾百個漢字。如果用拼音來記錄發音,不讀是看不懂的。即使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也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如果真的要拉丁漢字,絕對不是壹朝壹夕就能完成的。在漢語發展到合適的水平之前。

方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復雜。下面,漢語方言大致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類。官話分布在長江以北和長江南岸九江、鎮江之間的沿江地區,以及湖北、四川、雲南、貴州四省,包括北方官話、江淮官話和西南官話。普通話方言的面積占全國的3/4,人口占全國的2/3。普通話方言內部的壹致性比較高。從哈爾濱到昆明,相隔3000公裏,兩地的人說話並不難。非官方方言主要分布在我國東南部,包括吳語(江蘇南部、浙江大部)、贛語(江西大部)、湘語(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越語(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閩語(福建、臺灣省、廣東潮州、汕頭、海南)和客家話(廣東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非官話區比官話區小,但方言差異較大,壹般無法互通。即使在同壹個方言區內(比如浙南吳語和蘇南吳語之間,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也很難說話。

書面和口頭語言

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差異壹直是相當大的。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其實就是古今語言的區別。以唐宋為例。當時的人口講白話。他寫的是文言文,即以先秦諸子廣讀的名著、《左傳》和《史記》為基礎的古文。這種情況大概可以推到漢代。壹直到20世紀初。1925年孫中山立的遺囑,還是用文言文寫的。然而,從2000年開始,作為壹種書面語言,文言文本身也發生了變化。古風終究是難以混淆的,後世也不可能不受到當時口語的影響而模仿古語。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中有明顯不符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古文家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復雜。梁啟超在清末用淺白的文言文寫政論。因為通俗易懂,通俗易懂,被報刊雜誌廣泛使用。目前,臺灣省、香港和海外的大多數中文報刊仍在使用這種文體。

歷史方言反映歷史。漢語方言之間的發音差異很大,但語法和詞匯差異相對較小。同樣,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在語音上差別很大,在語法和詞匯上差別不大。整體來看,從古音(先秦時代)到中古音(隋唐時代)再到現代北京音,經歷了壹個逐漸簡化的過程。先秦時代有三套聲母:濁輔音、清濁輔音、清濁輔音。鼻音聲母也分兩組:濁音和濁音。很可能有[kl-,pl-,gl-,bl-,sn-,st-,sk-]等形式的輔音。所有音節都以輔音結尾,沒有開音節。現代方言(如廣州話)中除了[m,n,□,p,t,k]和[b,d,g]之外,都有輔音結尾。到了隋唐時期,復輔音和濁輔音的輔音早已消失,輔音元音中只剩下[m,n,□,p,t,k]。只是把擦音和摩擦音按照發音部位的不同分為三套:舌、舌面、卷舌。現代北京音中,濁塞音和濁擦音都是清音,末尾只有[n]和[□]輔音。

聲調的演變是另壹種情況。隋唐時期,只有平、上、曲、晉四種聲調。在現代方言中,同壹個古調類有時以全濁聲母為條件分為陰陽兩類。所以有些方言的聲調數量比隋唐時期多,很多非官方地區的方言也是如此。

隋唐以來,曲類的劃分和組合發生了兩件大事。第壹,在很多方言中,古濁輔音的聲母和古濁輔音的聲母是壹組的。第二,官話入聲字尾消失後,入聲字分為平、上、去三類。北京話就是這樣。

通過分析同音字和經典註音可以發現,在古代漢語中,變調和/或濁聲母是作為改變詞類的手段(分別包括自動詞和動詞)。從句法上看,先秦漢語的壹個明顯特點是否定句和疑問句中的代詞賓語要提到動詞前面(我欺負│我不欺負)。

宋元時期漢語語法發生了壹些重要的變化。比如動詞詞尾“了”和“著”的生成,動補結構的生成等等。“了”和“著”壹開始都是動詞,後來意義逐漸模糊,最後演變成後綴。動補結構(包括不帶“的”(染紅的)和帶“的”(染紅的))也是在這壹時期定型的。

詞匯演變的主要趨勢是雙音詞的不斷增長。先秦漢語中原本占主導地位的單音詞逐漸變成了雙音詞。這種趨勢在上個世紀尤為明顯。據統計,現代文獻654.38+0.8萬字,有3萬多個異體字,其中70%以上是復音詞。

在中國傳統語言學領域,漢語研究在音韻學、文字學和訓詁學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爾雅》是最早的按詞義排列的字典,編纂於戰國時期。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最早的壹部按漢字部首排列的字典,也是第壹部對漢字結構進行全面系統分析的書。在古韻書中,隋代陸法言的《雲起》(601)尤為重要。現代方言的研究和《切韻》前語音系統的介紹都是重要的材料。韻圖(韻鏡、七韻、雲起指圖等。),出現於9世紀,是壹種顯示整個音系系統以及音系和音準之間協調關系的表格。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描寫漢語的音系是必不可少的。古音研究在清代取得了很大進展。段玉裁首先指出,諧音字系統與《詩經》韻基本壹致。根據這兩類材料,清代學者對古元音的劃分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王念孫和江油專利中,這部作品幾乎已經登峰造極,補充和修改的地方並不多。在訓詁學方面,清代學者也有很大貢獻。段玉裁的《說文解字註》和王念孫的《廣舒雅鄭燦》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語法方面,中國學者歷來註重虛詞的研究。清代王的《荊詞》是其中最有影響的作品。馬建忠(1845 ~ 1900)的《馬史文通》出版於1898年。這是第壹本系統研究漢語語法的書。

20世紀上半葉,古音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主要成就是中古音和古音的建設。這項工作的先驅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後來,方桂麗在古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馬史文通》的研究對象是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始於20世紀。呂叔湘的《中國語法概論》(1942 ~ 1944)和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1943)反映了前半個世紀漢語語法研究的水平。丁聖淑的《現代漢語語法演講》(1952)是壹部通俗著作,但對近年來的語法研究有壹定影響。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趙元任的《漢語語法》(1968)就是這壹時期的重要著作。

歷史語法方面,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修訂版(1984)的壹些論文開創了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先河。王力的《中國歷史草稿》(1958)和日本太田陳輔的《中國歷史語法》(1958)也是該領域頗具影響力的著作。

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研究》(1928)是第壹份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方言的報告。這本書對以後的方言調查有重要影響。1956至1957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方言調查。65438年至0979年創辦了專門的方言刊物《方言》,促進了方言調查和方言研究。

20世紀的考古大發現——商代甲骨文和戰國秦漢出土簡帛,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資料,促進了這門學科的發展。

文獻學

李榮:《語音常識》,文教出版社,北京,1955。

朱:語法問答,商務印書館,北京,1985。

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加州大學出版社,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