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壹個自然神論者，伏爾泰也把孔子的儒家學說當做壹種自然神論，是和歐洲盛行的那種基於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的“理性宗教”的楷模，這種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便是他所追求的信仰。因為在伏爾泰的心目中，孔子並不是什麽教主，而是宣揚倫理道德的聖人。伏爾泰還曾借雍正之口提出質問：“如果我們到歐洲去，也同妳們在這裏壹樣行事，妳們會怎麽說呢？說實話，妳們會容忍這樣的做法嗎？”顯然，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規範已經成為伏爾泰等自然神論者的壹個準則。
伏爾泰和百科全書派啟蒙學者對中國思想和政治的贊美表明，他們反對神權統治下的歐洲君主政治，而把壹個具有崇高理性、合於道德、寬容而有節度的政治制度作為理想的目標。狄德羅（Dentis Didewt）稱贊孔子的哲學“註重行動，而不尚空談”，儒家學說“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國平天下。”霍爾巴赫（PaulHenn Di。etfich d’Hdbach）以中國為政治和倫理道德結合的典範，他說：“人們感到，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倫理道德是壹切具有理性的人的惟壹宗教”；他還說：“中國是世界上惟壹的壹個將政治和倫理道德結合起來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壹切統治者都明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儒家的自然觀、道德觀和政治理想，成了百科全書派中激烈的無神論者和自然神論者的有力武器。
法國的政治家、思想家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作出各自的評價，褒貶不壹。他們最關心的其實還是中國所實行的制度的性質：它究竟是怎樣的壹種“專制制度”？對歐洲有沒有示範作用？
曾經有人簡單地、不加分析地把伏爾泰等人視為“親華派”，而把孟德斯鳩（Chades Lout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視為“仇華派”。伏爾泰反對這種走極端的態度，他認為無論是對中國誇大其詞地壹味贊美，還是對中國不懷好意地惡語中傷，都是走極端，都應該竭力避免。
孟德斯鳩反對法國傳教士美化中國的傾向。他從所閱讀到的各種材料和自己與旅居巴黎的黃姓中國人的談話中，了解到中國制度和社會的許多弊端，諸如饑荒、酷刑、棄嬰等等，斷定中國“是壹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實行棍棒統治”，人民毫無自由，只有“奴性”，“任何事情都可以拿來作為借口去剝奪任何人的生命，滅絕任何家族”。與此同時，孟德斯鳩也看到中國的專制政體與壹般專制國家不同，它較有節制。他認為中國雖無基本法律，但有與法律效力相似的道德、禮儀和風俗，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屬道德範疇，但卻具有法律作用。由於中國人口眾多，生活水平低下，在遇到天災人禍時，人民會鋌而走險，造反起義，因此統治者不得不有所節制。被傳教士和伏爾泰等稱頌的皇帝提倡“耕織”、興修水利、實行科舉考試、設置諫官等等，都是出於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他同時認為，這些措施不能改變中國專制政體的基本性質，它的節制性是由於壹些特殊條件造成的，其他國家無法效仿。
伏爾泰曾寫過三篇長文，批評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指出孟德斯鳩在引用事實和立場上的錯誤。他認為中國實行的不是專制政體，而是在法律限制下的君主政體。伏爾泰認為中國人“是地球上無論在道德方面還是在治理方面最好的民族”，並從“人性”具有普遍性的原則出發，主張引進中國的優良法律和道德。他認為人心中最根本的。不渝的法則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與牛頓的地心吸力原則同樣普遍。在伏爾泰看來，中國人在自然科學方面雖然落後，但在精神文明方面卻走在了前面，其精神突出地表現在中國古今那些傑出人物身上。他提出：既然法國能從中國學習制造瓷器，為什麽就不能學習中國的其他優點？
除了伏爾泰，還有不少人也對中國的制度大加推崇。法國傳教士普瓦弗爾（Pierre Poivre）曾在自己的壹部遊記中熱烈贊揚中國農業及其與帝國治理的關系，他寫道：“如果中華帝國的法律成為各國的法律的話，那麽世界將來會變成什麽樣子，看看中國這幅誘人的景就可以知道了。到北京去！去瞻仰那最有權威的人，這才是上天的真正完備的影像呢！”普瓦弗爾的這部書影響了以魁奈為代表的重農學派。重農學派認為土地的產品是國民財富的真正和惟壹的基礎，中國就是壹個最好的榜樣。
當然，對中國制度與文化持保留和批判態度的人也不少。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羅雖然承認中國有古老的文明：在亞洲首屈壹指，但他認為到了近代中國已停滯不前，甚至與歷史進步的潮流背道而馳。激進思想家盧梭（Jealq～Jacques Rousseau）對中國的專制制度和儒家學說沒有好評，他嘲諷中國人缺乏“鬥爭精神”，指出中國文明的進步並不能糾正社會的弊病。他設問：壹個連異族（指滿族）人侵都抵禦不住的國家，即使文明再發達，學者再多，又有什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