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古典文獻中的出處
“親親相隱”最早見於文獻《國語》[1]，作為經典敘述的“親親相隱”則見於儒家經典《論語》“子為父隱”的典故。這是儒家“親親相隱”主張的原始出處，也是儒家最明確的原則性倫理意見或倫理主張。
“親親相隱”在中華法律體系上稱“親親相容隱”而首次將其納入國家法律體系的是《漢書》中漢宣帝的壹份詔令[2]，在唐朝時，該原則發展基本完備[3]。此後“親親相容隱”壹直是中華法系中壹項原則性規定，指禁止或者不鼓勵親屬之間互相控訴或者作證。
“大義滅親”出自於《左傳》石碏為國誅子的典故，而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維護正義，不徇私情，使犯罪的親屬受到法律的制裁。”
關於“大義滅親”的明確法律規定在中華法律體系中則鮮見其例。只有《秦律》中“夫妻相告”的條文，意指親屬間有檢舉揭發的義務。[4]
二 在傳統思想體系中的解讀
有關於“親親相隱”的儒家經典中最典型的兩段是“瞽瞍殺人”和“子為父隱”
“瞽瞍殺人”見於《孟子?盡心上》，原文如下：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
這是儒家經典中飽受爭議的壹段話，有論者稱其為“腐敗行為”，[5]並以此否定“親親相隱”的合理性。我認為這個案例問題的最關鍵在於；舜在此事件中的角色和“隱親”的合理性之間的關系
從體制上來說 舜是這個司法過程的“局外人”（ 夫舜惡得而禁之？）。
從倫理上來說 舜是犯人的直系親屬（兒子）
這個劃分是很重要的壹點，它道出了“親親相隱”和“腐敗行為”之間的本質區別。儒家倫理所倡導的“親親相隱”是就純倫理關系而言的，而批評者構建的現象是“體制---倫理”重疊關系的，認為舜利用職權來“隱親”。而這明顯是與事實不符的判斷。毫無疑問，舜的“隱親”是壹個純個人的行為，他沒有幹涉臯陶的司法過程，腐敗也就無從談起了。
這個案例的另壹點引發爭議的是“竊負而逃”這壹行為，我把它和“子為父隱”放在壹起討論。
“子為父隱”見於《論語?子路》，原文如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這段話要簡單得多，引起的爭議也比較少。把“竊負而逃”和“子為父隱”這兩種“隱親”行為做壹個比較。可以看出，“竊負而逃”是壹種積極的隱而“子為父隱”是壹種消極的隱。在中華法系裏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即 “親親得相首匿”與 “親親得相容隱”。[6]
從這裏看出，儒家的“親親相隱”倫理和中國傳統法律體系基本上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在個別時候有較大的沖突。
關於“大義滅親”的描述則多見於史料之中，典型的有“石碏誅子”和“幹名犯義”
“石碏誅子”見於《左傳?隱公四年》，原文大意是；衛國大夫石碏的兒子和別人壹切謀反，殺死了衛國國君。石碏便把他的兒子和謀反者壹起處死了。[7] “幹名犯義”[8] 出於《元史》，是壹個法律名詞，意指不得告發自己的尊親屬，即使告發屬實也當予酌情處罰。
以上這個兩個例子是對“大義滅親”截然相反的兩種解讀，在這個問題上，倫理和法律似乎具有了某種緊張關系。然而，仔細從“角色”來分析，我得出了壹些有意思的結果；和上文的舜相反，石碏在這裏並不是壹種“純倫理”關系而是“體制---倫理”雙重關系，他是國家的重臣，有政治責任去“司法”和“執法”，即使對方是自己的兒子，他也沒有徇私枉法選擇“隱親”。這種“大義滅親”在中國傳統壹直是被看作清官的壹個特點，在倫理方面也是不受“親親相隱”限制的。而後壹個例子，則是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完全否定了“大義滅親”，更毋庸說倫理了。
很顯然，在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中的“大義滅親”有兩種分野，壹種被倡導的是對體制權力的制約，我稱之為“保護性大義滅親”，另壹種被抑制的是對社會倫理的破壞，我稱之為“破壞性大義滅親”。
三 體制權力和社會倫理的古今博弈
1 “親親相隱”與“容隱權”
孟德斯鳩說過：“為保存風紀，反而破壞人性；須知人性卻是風紀之源泉。”如果在家庭關系中，用法律強迫出賣和揭私，則使人際之間毫無信任的底線。在現實中，不少人甘願冒險窩藏親屬，幫助其逃亡，如果法律予以制裁，則可能導致全家受刑罰制裁的慘痛後果。這壹點上，國際在社會倫理和法律上的認識也是壹致的。無論是西方的三大法系：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和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法系；還是東亞法系，韓國、日本與我國臺灣地區等，都存在著“容隱權”的地位。
親屬容隱權壹般指的是“拒證權”，大陸法系中還包括了對“隱匿協助無罪或減罪”的規定。這與中國法律和倫理傳統中的 “親親得相容隱” 與親親得相首匿”也是對應的。
值得註意的是，橫向來看，當今國際社會中法律沒規定“親屬容隱權”的國家是中國[9]、古巴、越南；縱向來看，我國歷史上不提倡“親親相隱”而提倡“破壞型大義滅親”的時代是秦帝國時期和中華人民***和國時期。
2 中國的傳統社會倫理和體制權力的關系
在壹個正常運作的社會裏，體制權力的運用是建立在社會倫理的基礎之上的。
對於體制權力來說，社會倫理既是壹件好東西又是壹件壞東西。好處在於，社會倫理為體制權力的運作提供了基礎，它是聯系壹個社會的天然紐帶，為國家的社會整合節省了大量資源，在技術不發達的近現代之前這對壹個國家是至關重要的。而壞處則在於，它給權力的運行設置了壹道防線，讓國家力量不能深入到個人或者小群體的空間之中，中國古代政治的壹個著名論斷“皇權不下縣”[10]就是對此深刻的註腳。
這種低效率的社會控制狀態對於任何壹個擁有進取心的體制力量都是不可接受的，體制權力天生具有滲透性和擴張性，在遇到有力約束之前，他不會停下自己的腳步。
秦運用法家思想開啟了國家直接幹預中國人私生活的先例，它在汲取社會資源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秦國力的強大和可動員力量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而其付出的代價也是慘重的，社會倫理的破壞導致了基層文化凝聚力的破碎[11]，而這直接動搖了帝國的根本，並且最終導致了它的崩潰。
秦的失敗是對後來王朝的壹個警示，他們雖然繼承了秦模式體制權力的法家內核，但不得不把以儒家為代表的社會倫理擡到壹個相當高的位置，並最終將其意識形態化。
“容隱權”是社會倫理對抗體制權力的第壹道防線，壹個親親互證的社會是體制權力最容易泛濫的社會。這也能夠解釋中華法系中對待儒家社會倫理“親親相隱”和“破壞性大義滅親”的態度上和秦律的相異之處。
3 何去何從？現代中國社會“容隱權”。
現代中國人對失去“容隱權”的惡果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在過去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中國的社會倫理和體制權力的平衡完全失去了。後者得到了他在兩千年前得到過和未曾得到過的東西，現代技術的發展和另壹套來自外國的強效（但不持久）的“革命倫理”***同支撐著它，使它能在幹涉中國人的每壹個生活細節的同時，避免了像秦帝國那樣失去社會整合而崩潰。但中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更為慘重；在體制權力操控的壹次次政治運動中，“容隱權”的缺位直接導致了廣泛而殘酷的親親互證，並摧毀了其他的壹切傳統倫理，最終深深地損害了這個民族的內在文化運行機制。這是極權時代留給當下中國社會最可怕的壹筆遺產。
當下的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時期的關鍵時刻，能否成為壹個擁有正常社會倫理，能有效抵禦體制權力擴張的現代社會，“容隱權”又壹次充當了風向標的功能。
據悉，我國首部《中華人民***和國民事證據法》早已經呈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其中‘親親相隱’原則重新得到認可，並吸收演化成為建議稿中的‘居民作證豁免權’。
這部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法案能否通過？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