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中日兩國頻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繼出現了受唐文化影響的白鳳文化、天平（奈良） 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貞觀）文化。
白鳳文化是指從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遷都奈良前壹段時期的文化，由白雉年號（650—654年）而得名。這壹文化仍以佛教文化為中心，但前期受大陸六朝文化影響，後期受唐朝文化影響。天武天皇時期確立了以伊勢神宮為中心的神祇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嘗會制度，同時大力保護佛教，實施佛教國教化，為此建造大官大寺、藥師寺等官寺，舉行講解護國經典法會。各地貴族也紛紛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時，全國***有545所寺院。作為白鳳文化的代表，當時遺留下來的代表性建築有藥師寺東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藥師寺金堂藥師三尊像等，代表性繪畫有法隆寺金堂壁畫、高松冢古墳壁畫等。另外還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創作的漢詩作品以及額田王、柿本人麻呂創作的長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錄在奈良時代編撰的《懷風藻》和《萬葉集》中。
雖然天平文化取自聖武天皇在位時的天平年號（724—748），但在廣義上是指整個奈良時代（710—794）的文化。這壹時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響，並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內的貴族文化。這壹文化首先體現在為樹立天皇家族神聖權威而編撰國史上。712年成書的三卷本《古事記》，利用假名表記，以天皇家族為中心，講述開天辟地、天孫降臨、神武東征、武尊討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內容多神話傳說，但從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時期的某些痕跡；720年成書的30卷本《日本書紀》，是漢文編年體史書，內容從神話時代壹直到697年的持統天皇，史料價值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續到平安時代中期，***有六部用漢文撰寫的歷史書籍，即《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書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包括《日本書紀》在內，統稱《六國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諸國編撰山川名稱來源、鄉土特產、古老傳說等，即漢文記載的地方誌《風土記》，目前僅剩常陸、出雲、播磨、豐後、肥前五國的《風土記》，而且大多殘缺不全。[i]
在文學藝術方面，奈良時代也較前壹個時代出現了長足的進展。其中以假名寫成的《萬葉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約4500首和歌，作者從天皇到平民、關東的農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繼白鳳文化時期的額田王、柿本人麻呂之後，山上憶良、大伴家持為奈良時代的歌人代表，統稱為四代歌人。奈良時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築物有東大寺法華堂、正倉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東大寺法華堂執金剛神像等，代表性繪畫有鳥毛立女屏風——樹下美人圖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響的痕跡。特別是在收藏皇室寶物的正倉院中，其物品充分顯示了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八世紀末到九世紀末的平安初期（弘仁?貞觀）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響，但在這壹時期，民間佛教興起，而且將外來宗教與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習合”。著名僧侶最澄隨遣唐使到唐朝，回國創天臺宗，自建戒壇，確立了延歷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壹個著名僧侶空海亦曾在唐習密教，回國創真言宗。兩流派均主張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據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築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帶神秘感。另外，由於采用漢文，中國文學史上的形式風格乃至思想內容都影響到了日本，並給日本以文學啟示。日本最早的漢文詩集是《懷風藻》，《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都成於唐中葉，深受六朝到唐初駢體文的影響，最古的和歌《萬葉集》，日本人比做中國的《詩經》，五七調的確立，系仿中國五七言詩，長歌系仿樂府古詩，詩歌體裁或仿劉伶《酒德頌》，或仿李白《月下獨酌》等。此外，如遊宴，贈答，和歌，題詠，送別等，大抵皆襲取唐朝詩人意境，日本最有名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銅壺卷，就受到了白居易《長恨歌》的啟發。
由於政府官員多為擅長唐文化的文人、學者，而且宮廷常召集詠漢詩的宴會，因而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漢詩集，致使該時代在文學史上被稱為“國風黑暗時代”。
唐代中國經濟文化均為世界翹楚，穩定的統治，開放的政策，便利的中外外交通均為唐文化的對外散播打開了便利之門。
327年，佛教從中國傳入高句麗，並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日本入唐學問僧人除將中國佛教各宗派帶回日本外，歸國攜去經典極多。日本奈良時代（710---794）的所謂的古京六宗，均為中國的宗派，如唐初道昭,智達，智通來從玄奘受學，其後又有智風，玄肪來從智周受學，歸國後分為南寺，北寺兩傳法相之學而成立專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學南山律，後中國鑒真法師赴日傳法，日本又成立了律宗。
入唐學問僧人除在弘法傳教方面做出傑出貢獻外，還極大推動了漢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空海，空海來唐的目的雖然是為了研究佛學，但他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不僅限於佛教，除了將大批佛典等帶往日本外，空海等帶回的典籍還包括《劉希夷集》，《王昌齡集》，《朱千乘詩》，《貞元英傑六言詩》，《雜詩集》，《雜文》，《王智章詩》等大批詩文作品和唐代書法作品，由他編纂的《篆隸萬象名義》，則是日本第壹部漢文詞典，對唐朝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另壹部重要的著作《文鏡秘府論》不僅促進了日本對唐朝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漢唐文學史的重要資料。
8世紀以前，日本使用漢字作為表達記述的工具。留學生吉備真備和學問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國漢字的標音表意基礎上，創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同時，日文的詞匯和文法也受到漢語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