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老曾說:隨著科學的進步，書寫也簡單了，印刷體是印刷體，草書是草書，方便Xi之用。他認為“文字是人類表達思想、發展生活的工具。其巧妙的結構和易用性對民族的未來至關重要！”他覺得漢字太難認，太難寫。為了“謀求制作的方便，發揮文化功能，節省全民時間，發揮全民族傳統的利器”，他取百家草書之長，創制規範草書，目的是“接受我國幾千年的文化，並發揚光大。”並且每天為兒孫留出(節省)大量時間，增加他們事業的效率。“他對各種字體都有絕妙的比喻。他說:“楷書如行，行書如乘舟，草書如飛。“為了給老百姓辦點實事，他在1932發起成立了標準草書社，對草書進行規範，恢復其書寫功能。經過他和行草學會多年的努力，《行草》壹書在他去世前修改了九次，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六次，在臺灣出版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