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ley Fryer描繪的數字景觀
2001年，Mark Prensky在《數字原住民，數字移民》中首次提出“數字原住民”和“數字移民”，把自然而然地使用技術的年輕人稱為“數字原住民”，把大多數成年人以及大學、中學的教師歸為數字景觀裏的“移民”。2006年10月，Wesley Fryer在《數字難民和橋梁》壹文中，進壹步提出了數字難民、數字橋梁、數字窺探者和身份不確定者的概念，並且描繪了數字景觀。[2]
數字難民，指那些因為經濟、社會、文化等原因遠離數字文化的群體。數字橋梁既不是真正的數字原住民，也不是完全的數字移民，它既有原住民也有移民的特性。因此，數字橋梁與這兩組人都可以相對有效地溝通。身份不確定者還沒有決定他們適合哪壹組，或者他們想適合哪壹組。他們可能是移民或難民，但還沒有采取足夠的行動來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身份偏好。數字窺探者雖然知道數字世界，但還非常初級，甚至還沒有到入門級的水平。國內資深媒體人士胡泳研究了“數字原住民”和“數字移民”的特征。他提出，“數字原住民”是與科技壹起誕生、壹起長大的，他們使用電腦就像呼吸壹樣自然，他們吸收信息和做出決策都快得驚人。超文本、即時回應、多重互動等新媒體的特性，使得這壹代的信息輸入與輸出已發生顯著變化，具有同時接受和處理多種信息流的能力。他們“以吞吃、消化和排泄信息為生”。而“數字移民”主要是指30歲以上的成年人，他們對科技必須經歷截然不同且較為艱難的學習過程。他們好像是現實世界中新到壹地的人，必須想出各種辦法來適應面前的嶄新數字化環境。[3]“數字經濟之父”、“趨勢大師”唐?泰普斯科特在其新著《數字化成長3.0》中，通過對自己的兩個小孩以及無數N世代（互聯網壹代）個體的觀察，總結了這壹代人身上獨特的“基因”，由此可以管窺互聯網壹代的全貌。[4]
妳是數字景觀中的哪壹類
對照Wesley Fryer描述的數字景觀，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目前所處的位置，即當前數字化角色――數字移民？數字原住民？數字難民？數字橋梁？身份不確定者？然後，認真思考自己將要轉變成什麽樣的數字化角色――是從身份不確定者或數字難民轉變為數字移民，還是從數字移民轉變為數字橋梁？變與不變，總有壹個角色屬於妳。
筆者在《青少年信息技術教育的“四結合”模式探析》壹文中提出，作為“數字移民”的教師和家長，如何教育和培養作為“數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正面臨巨大挑戰。文章中通過個案研究揭示，要在“四結合”信息技術教育的框架下，加強與孩子的互動、交流與融合，走互學互教、互幫互促的***同成長之路。[5]
壹個典型的數字化家庭及其特征
下面將要描述的是壹個典型的數字化家庭的數字景觀。該家庭硬件***擁有：6臺電腦（4個臺式機，2個筆記本電腦，其中2個臺式機已送給鄉下親戚），所有電腦開機即可同時上網；1個3G上網卡，方便筆記本電腦移動上網；1臺掃描、復印、打印壹體機；1個320G移動硬盤；2個MP4；1部電子書；1個可錄像的數碼相機；4部手機，其中2部可以隨時上網，1部帶126隨身郵；1部帶ADSL寬帶的固定電話；2臺數字電視；1臺DVD……軟件方面，除了電腦常用的系統軟件和應用程序外，每人至少擁有1個博客、1個電子郵箱、1個QQ號、1個網盤……數字化應用方面，以上數字化裝備主要用於家庭成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包括娛樂、休閑、人際交往等），但各有側重。例如，父親側重於數字化學習、網絡化教學（博客導學）、在線寫作、網絡辦公、師生交流和擴展個人社會化網絡，母親側重於解決工作中的問題、網絡交流和數字娛樂。孩子側重於解決學習中的問題、網絡交流和數字娛樂。
圖2描繪了該數字化家庭獨特的數字景觀。其中，女兒是15歲的初三學生，是數字原住民；母親是醫學工作者，是數字移民；父親是大學教授、信息技術教師，是數字橋梁；伯父、伯母、姑母、姑父等是數字身份不確定者；爺爺、奶奶是退休鄉幹部和小學教師，是數字難民。父親承擔了家庭教育中極為重
要的“數字橋梁”角色。第壹，理解孩子不斷增長的數字化應用需求，為孩子創設良好的數字化環境（包括硬件、軟件和應用示範3個方面）。第二，指導孩子配合學校的信息技術課學習信息技術，使孩子能夠合理、有效地利用信息技術進行網絡化學習和為班級服務（擔任班長6年）。第三，通過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幫助孩子養成“依靠而不依賴，喜愛而不沈溺，為我所用，趨利避害”的信息技術態度和價值觀，促使孩子德、智、體全面和諧發展。第四，幫助具有不同數字身份的家庭成員之間進行有效的溝通，特別是作為數字原住民的孩子與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和理解，盡可能消弭數字代溝，營造健康、和諧的家庭數字化文化。第五，幫助其他家庭成員提高信息素養，提升數字身份。例如，幫助母親從最初的身份不確定者（半電腦盲）提升為數字移民，未來2～3年進壹步提升為數字橋梁。總之，父親這個數字橋梁在該數字化家庭中起到了無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
目前，數字化家庭還沒有壹個明確、公認的定義。人們多從硬件、軟件兩個方面進行描述，較少從硬件、軟件和數字化應用的結合上進行描述，更談不上從數字景觀、家庭教育和人的發展這樣的新視角深層次地描述。從家庭教育和人的發展視角看，數字化家庭具有以下顯著特征：第壹，家庭成員具有較強且合理的數字化應用需求。第二，具備與時俱進的良好數字化環境。第三，支持家庭教育和孩子成長，促進家庭成員***同發展。第四，促進不同數字身份的家庭成員有效溝通和理解，消弭數字代溝，促進家庭和諧。第五，促進家庭成員信息素養提高和數字身份提升。
數字橋梁：數字化學習時代教師的新角色
通過以上對數字化家庭的個案描述，我們對家庭教育中的數字橋梁有了初步的認識。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信息技術教育的日益普及，數字化家庭、數字班級、數字校園大量湧現，數字社會亟需高信息素養的優秀教師擔當數字橋梁的重任。以筆者為例，從教16年來，筆者先是花了5年時間，艱難地完成了從身份不確定者向數字移民的轉變，接著又花了5年時間，順利完成了從數字移民向數字橋梁的轉變，繼而作為數字化家庭的家長和數字校園的教師體驗了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之數字橋梁的三重角色。通過多年豐富的體驗，筆者越發感覺到，數字橋梁是數字化學習時代賦予新壹代家長和教師的新使命和新角色。它應該成為每壹個有責任感、時代感和使命感的教師的理想追求。數字橋梁賦予21世紀教師專業發展以新內涵。
第壹，數字橋梁是教師應對信息時代挑戰的必然選擇。教師要從容應對信息時代的挑戰，必須掌握信息技術工具，融入21世紀的生活，學會使用信息化平臺，創造21世紀的教與學。為此，必須完成從數字移民到數字橋梁的轉變，成為新壹代高信息素養的優秀教師和家長，責無旁貸地承擔起有效溝通數字原住民、數字移民、身份不確定者和數字難民的重任。
第二，數字橋梁是數字化學習的示範者和引導者。鐘誌賢在《學習是第壹需要》壹文中指出：“時代已翻開底牌：應變的唯壹方法是學習。學習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是第壹需要，是創新生命力的DNA。”[6]未來的學習將是以數字化學習為主要方式的混合學習。數字化學習是指，學習者在數字化的學習環境中，利用數字化學習資源，以數字化方式進行學習的過程。它包含數字化學習環境、數字化學習資源和數字化學習方式三個基本要素。[7]作為數字橋梁的教師，理應在數字化學習方面作出表率，成為學生數字化學習的示範者和引導者。
第三，數字橋梁是溝通“四結合”教育的橋梁，是整合學校、家庭、社會和青少年四個方面的教育力量，是***同達成青少年教育目標的關鍵。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信息技術教育的普及，使“四結合”教育從早期的理念走向實踐[8]、從應然走向實然成為可能，而其中起關鍵作用的無疑是擔當數字橋梁角色的高信息素養的優秀教師和家長。
第四，數字橋梁是壹類高素質的特殊教師群體，是信息化教育大軍中的“特種部隊”。其特征是：第壹，具有高信息素養。第二，擅長信息化教學、數字化學習和知識管理，樂於知識分享。第三，熟知其教育對象（數字原住民、數字移民、數字難民）的心理特點，長於網絡互動溝通。作為數字橋梁的教師非常清楚，作為數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是個性化的壹代，是伴隨電腦遊戲和數字娛樂長大的壹代，是網絡社交的壹代，是具有強烈非主流意識和後現代意識的新生代，是自主性強但需要引導的壹代。數字原住民在數字化環境中長大，越來越不喜歡坐著靜靜聽講的學習方式，他們希望能有反駁、有交流，能夠自由選擇學習內容、時間和方式。
數字化家庭是個新事物，有待對其從不同視角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描述。從數字橋梁這個新視角理解數字化學習時代教師角色的新內涵是個新話題。本文基於Wesley Fryer描繪的數字景觀，從四個方面揭示了教師作為數字化學習時代的數字橋梁的必然性和角色內涵，將豐富和深化人們對新時期教師角色和專業發展內涵的認識。本文對於教師教育的啟示是，教師教育的決策者和相關機構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培養數字橋梁這支信息化教育大軍的“特種部隊”，以顯著提升我國日益龐大的信息化教育大軍的整體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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