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文學語言學的內容可能不是文學本體論研究的全部內容，但顯然韋勒克對語言符號在文學研究中的意義和價值的判斷是有效的。
20世紀最偉大的文藝學者誕生於語言學。雅各布森認為文學的根本規定性是文學性，文學性在於語言形式——語言的使用和修辭的安排。他壹生致力於從語言學的角度闡釋文學性，並試圖通過這壹渠道將文學研究提升為壹門“科學”。他提出了“相關可變性”的概念來指代文學語言中的各種二元對立因素及其相互轉化的規律。此外，他認為隱喻和轉喻這兩種常見的修辭方法是語言中二元對立的典型模式，從而區分了19世紀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指向環境，通過轉喻，他表達了人與環境的關系。浪漫主義主要通過比喻直抵內心，其含義隱含在字裏行間。Leans Brooks在《悖論語言》壹文中說:“科學的趨勢必須是穩定它的術語，並把它們凍結在嚴格的外延中；詩人的趨勢恰恰相反，具有破壞性。他的話不斷修改對方，不破壞對方的字典意思。"
文藝的本體論問題需要語言轉換，實際上，批判性問題也需要語言轉換。理查茲認為，批評應以語義學為基礎，文學批評的對象是“多義性”，即詞在語境中的多重意義。
羅蘭·巴特認為“把語言學本身作為敘事作品結構分析模式的基礎似乎是合理的”，“敘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質！”“壹部敘事作品就是壹個大句子，就像任何陳述句壹樣，某種程度上是壹部小敘事作品的開始！”
巴爾特主張用語法分析來分析敘事模式，而不是用人物和性格作為區分模式的要素。巴特的想法得到了托多洛夫的贊賞。托多洛夫的“抽象語言形式的印記”是文學分析的歸宿，重要的是語義、句法和詞匯分析。句法結構分析尤為重要。他把句法結構分析分為兩部分，壹部分是陳述，壹部分是順序。陳述是敘事的基本單位，是不可約的“行為”。序列是構成壹個完整故事的語句的集合和排列。人可以看作名詞，特征可以看作形容詞，動作可以看作動詞，名詞、形容詞、動詞可以組合起來構成語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