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漢語中的詞類轉換情況多而復雜，而現在語法界對詞的轉換的處理方法不統壹。例如：在“（諸葛）亮身率軍攻祁山”句中，“軍”充當賓語，是“軍隊”的意思，具有名詞的語法特點，屬名詞類；在“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句中，“軍”帶補語“細柳”，是“駐紮”的意思，具有動詞的語法特點，又屬動詞類，對此有人認為“‘軍’兼屬名詞、動詞兩類”，應把它作“兼類”講，不應作“活用詞”講；有人認為“‘軍細柳’的‘軍’是名詞活用為動詞，不屬兼類”。這個問題爭論的焦點在於對“兼類”和“活用”兩個概念的理解。前者認為壹個詞只要兼屬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類，就屬“兼類”，不要有“活用”的說法；後者認為壹個詞只要改變了本身的意義，作別類詞用，起別類詞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類”的說法。
筆者認為，以上兩種說法都比較片面，都沒有對“兼類”和“活用”作出科學的解釋。我主張古漢語中詞的“兼類”和“活用”應二者兼而有之。
為什麽要“兼類”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什麽是詞的“活用”，什麽是詞的“兼類”的問題。
什麽樣是詞的活用呢？從語法角度講，漢語中的每個詞，都屬於壹定的類別。按本類的語法屬性去用詞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張世祿教授給“活用”這樣定義：“有些詞往往在實際的語法結構中臨時充當別的成分，和它們經常的用法不合的，這叫‘詞的活用’。”（《古代漢語》）廖序東教授給“活用”是這樣定義的：“如果壹個詞偶爾改變本身的意義，作別類詞用，起別類詞所起的作用，這就叫詞的活用。”（《文言語法分析》）這兩位教授對詞的活用下的定義都強調“臨時”或“偶爾”。這就說明詞類的活用實際是詞在語法結構中的臨時運用，壹離開結構，那種用法就不存在。詞類的活用，屬於語法學的範圍，不能算是兼類。例如：名詞，其語法特點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語、賓語；可以用作名詞謂語，但不能用作敘述句的謂語，不帶賓語；它的前面可加名詞、數量詞、形容詞，但不能加副詞。“人”這個詞，被用作主語、賓語、定語，是它的經常“職務”，因此它是名詞； 至於“人”在“有狼當道，人立而啼。（《中山狼傳》）”，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語，也不是用作賓語、定語，而是作“立”的狀語，意思是“像人似的”。這是它的臨時“職務”。這個作用和意義 ，離開了這個具體的句子，就沒有了。因此，我們只能說這個“人”是名詞作狀語，這是它臨時取得了作狀語的作用，是詞的活用，而不能說“人”是兼類詞。
什麽叫詞的兼類呢？“如果壹個詞經常具備兩類詞的語法特點，那就是詞的兼類。”（《中學語文教師手冊?古代漢語》243頁）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詞的兼類和活用不同，活用屬臨時用為某類，兼類屬經常用為兩類或兩類以上。詞的兼類和活用有著很大的聯系，當壹種活用經常化，約定俗成，就變成了兼類了。呂叔湘先生說：“語義的變化比較特殊，只是偶爾這樣用，沒有經常化，這算是臨時‘活用’，不同於永久性的詞類轉變……這種活用如果經常化了，就成了詞類轉變了。”(《漢語語法分析問題》46至47頁)兼類的詞由於在實際語法結構中多次“活用”，以至經常化而把它們的“變性”固定下來，這往往就是詞義的引申轉變，但是詞義的引申轉變和“詞類活用”畢竟不是壹回事，詞義的引申轉變，是使語言中形成“同詞異義”的現象，產生大量的“多義詞”，這屬於詞匯學、詞義學範圍。“詞性活用”則是實際語法結構中的臨時運用，壹離開結構，那種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屬於語法學的範圍。
活用可以發展為兼類，而兼類詞，當其中某壹類用法在歷史中消亡了，這樣兼類詞就變成了單類詞。例如“衣”現在屬名詞，而在先秦，它兼屬名詞和動詞兩類。“衣”在《論語》、《孟子》、《荀子》、《韓非子》四部書中使用的情況如下表：
書 名 名 詞 動 詞 合 計
《論 語》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韓非子》 50 22 72
合 計 102 45 147
這種情況不是個別的，例如“友”，在《論語》中出現19次，其中作名詞用7次，作動詞用12次。“軍”，在《左傳》中出現42次，其中作名詞22次，作動詞20次。由於這些詞在現代漢語裏都是名詞，所以當看到“乘肥馬，衣輕裘”(《論語》)，“友直友諒友多聞”(《論語》)，“晉軍函陵，春軍汜南”(《左傳》)，就自然而然將它們看作詞類活用；而古代它們本屬兼類。我們讀秦漢時的代的古籍，深感詞類活用的情況很多，這壹方面是因為古代詞類活用的確較現代為多，而另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屬兼類詞，發展到後來成了單類詞。而古代漢語語法書大部分將其視為詞活用。中學語文教材，在註釋時將兼類詞全部註釋為活用，這就使學生感到古代詞類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漢語“詞無定類”感覺。對於那些本屬兼類的詞，用今天的眼光看來屬活用的臨時義，而在古代它們屬常用義，“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實在古代“雨”是兼類詞，名詞義、動詞義都是常用義。而教材編寫者是以今度古，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綜上所述，兼類和活用兩種提法並存的理由：壹、只取“活用”或只取“兼類”的提法，不符合漢語語言發展的實際和規律。“兼類”不僅古代漢語中有，現代漢語中也有。只不過古代漢語中的“兼類”比現代漢語更多罷了。而我們承認現代漢語中的“兼類”，卻不承認古代漢語中的“兼類”，顯然是主觀臆斷，忽視了語言源和流的關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類”的提法，混淆了詞匯學和詞義學與語法學的概念，因為兼類屬於詞匯學和詞義學的範疇，詞的活用屬於語法學的範疇。三、“活用”和“兼類”是互不包含的兩個定義，如果只取其壹，均有不能涵蓋的部分。四、只取壹種提法不利於文言文的教學。因為詞類轉換是古漢語教學的重點和難點，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麽活用的詞就太多了，學生會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類”的提法，似乎造成詞無定類的感覺。
既然如此，那麽怎麽樣區分詞的“活用”和“兼類”呢？
壹、 看其出現的頻率高不高。
詞的兼類和活用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是“偶爾”轉類，後者是“經常”轉類。因此，兼類的詞已被人們約定俗成，有社會性，在古代漢語書面語言中，它的出現頻率是比較高的。如“目”字在中學文言教材中***出現20次，其中用作動詞的6次；“名”在中學文言教材中***出現37次，其中用作動詞的15次；近二分之壹；“輕” 字在中學文言教材中***出現9次，其中用作動詞的就有6次。活用的詞，從整體上來說，是常見的現象，但就某壹具體的詞來說，只是偶爾用作別類詞。例如“臣”本是名詞，在“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史記?蘇秦列傳》)句中的兩個“臣”不屬本用，也不是兼類，而屬活用。“臣人”，“臣”後帶有賓語“人”“臣人”是名詞用為使動，使人來臣；“臣於人”，有介詞結構作補語，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漢語中詞的轉類出現頻率的高低是區別兼類和活用的重要條件。
二、看辭書義項收沒收。
兼類詞由於它們經常用作幾類詞，因此它們所兼類的幾個詞類的義項，大都被辭書列為義項。例如：“雨”“親”“枕”等兼類詞的幾個義項，在辭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詞，它活用的這個義項，因其是臨時賦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據語境來確定，辭典壹般都不作為壹個義項列出。所以辭典中是否查到這個詞作別類詞的義項可以作為區別兼類和活用詞的主要依據和簡便方法。
三、 看是否讀破。
前人把用本義、按本音讀出的字，叫如字；用改變壹個字的讀音表示其他意義或詞性的轉變的讀音，叫讀破。古代漢語中讀破，絕大多數是把原來讀為平聲或上聲的字變為去聲。由於有些詞，尤其是名詞，經常轉類為動詞，也就經常要讀破，因此兼類詞，尤其是名詞兼屬動詞，多數是多音詞，辭書中大都把它們列為多音多義詞。例如“語”，本來是名詞，讀“yǔ”，但有時用作動詞，讀“yù”。如《鴻門宴》中“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中的“語”就是壹例。“王”當名詞用時讀wáng,當動詞用時讀wàng。名詞活用動詞，盡管也有人主張在朗讀時采用破讀的方法，但由於它們是“偶然”轉類，這類詞，字詞典都不會列為多音多義詞。因此，在轉類的詞中，凡是辭書中列為多音多義詞，都是兼類詞；但不能說，在轉類的詞中，凡是辭書中沒有列為多音多義詞，都不是兼類詞。因為有許多古書中註明的“讀破”詞由於諸種原因並沒有保留下來，辭書也無法將其註為多音多義詞。
四、 看有沒有派生詞義的能力。
兼類詞往往有固定的詞義，因此，它就具有按詞義引申規律派生新義的能力。如“履”以“踩踏”為基本義，又派生出“實行”、“執行”等義，如“處其位而不履其事”(《禮記?表記》)中的“履”就是“實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詞的臨時義則沒有，也不可能有這種派生新義的能力。
綜上所述，古代漢語中詞的“兼類”和“活用”並存，不但有這個必要，也有這個可能.
古漢語心理動詞研究論文
引言
心理動詞是動詞裏很有特點的壹個小類。呂叔湘明確地把心理動詞列為動詞的小類。此後，學者對心理動詞進行的研究主要圍繞心理動詞的判定、分類和句法功能等幾個方面展開。相對其他的動詞小類，心理動詞研究仍顯薄弱。古代漢語心理動詞研究落後於現代漢語，且研究方法滯後。筆者不揣鄙陋，就古漢語心理動詞研究的壹些想法求教於方家。
二、心理動詞的判定及分類
心理動詞判定問題是漢語研究的壹個難點，很多學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標準，概括來說可分為三種：(1)意義標準，如黃伯榮、廖序東等；(2)形式標準，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與意義相結合標準，如王紅斌等。壹方面，由於單壹依據意義標準或形式標準在語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壹方面，因為心理動詞自身的復雜性，它不僅牽涉語法問題，而且和心理學、認知科學都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形式與意義相結合的原則在心理動詞研究中尤為重要。因此，我們認為心理動詞表示情感、意向、認知、感覺、思維等方面的活動或狀態，心理動詞原則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動詞內部的分類也是相當復雜的問題。結合語法形式和語法意義，心理動詞，分為狀態和動作兩個大類。狀態心理動詞表示心理情緒狀態，如“哀”、“患”、“妒”等，該類動詞壹般能受程度副詞的修飾；行為心理動詞表示心理動作行為，如“猜”、“測”、“悉”等，該類動詞壹般不能受程度副詞的修飾。依據情緒的特點，狀態心理動詞分為負面和正面兩個次類，如“憐”、“怨”、“厭”、“惋惜”等為負面心理動詞，表達心理負擔意義；如“愛”、“喜”、“敬重”等為正面心理動詞，表達積極的心理意義。動作心理動詞可分為思維和感知兩類。
三、心理動詞的研究方法
古漢語心理動詞的研究成果並不太多，目前所見主要有李啟文、陳克炯、劉青等幾篇，與其重要的詞類地位並不相稱。現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研究方法陳舊，還停留在心理動詞所帶賓語、狀語、補語等的描寫上；研究內容狹窄，主要是專書、專題的描寫和統計上。鑒於古漢語心理動詞研究存在的問題，結合現代語言學理論，古漢語心理動詞的研究可從以下方面進行拓展：
(壹)心理動詞及物性研究
漢語中的壹些詞的組合功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發生壹些變化，心理動詞也是這樣。及物性是施事通過行為對受事的影響，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態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動詞作為動詞的壹個小類，其內部也不是勻質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從抽象層面看，及物性是壹個語法原型，構成壹個及物性的連續統。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強，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將及物性理論運用於古漢語心理動詞研究，可以加強我們對心理動詞的認識。心理動詞及物性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壹是心理動詞能否帶賓語。如“怒”、“悲”在上古漢語中是動詞，可以帶賓語，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莊子·徐無鬼》)
而現代漢語裏，“怒”、“悲”變成形容詞，不可以帶賓語。“怒”、“悲”從上古漢語到現代漢語的發展過程中，動詞的及物性逐漸減弱，情態特征逐漸增強，最終從動詞轉變為形容詞。
二是心理動詞帶賓語能力的強弱。有些心理動詞以帶賓語為常，賓語類型豐富；有些心理動詞常不帶賓語，且賓語類型較單壹。以《世說新語》“知”、“安”為例，“知”作心理動詞***99見，其中帶賓語85見，帶賓語比重占86％；“安”6見，帶賓語只有2例，帶賓語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說新語·文學》)
(4)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Y,-T孰愈?”(《世說新語·品藻》)
(5)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世說新語·言語》)
(6)嶽於是始知必不免。(《世說新語·仇隙》)
(7)不知有功德與無也。(《世說新語·德行》)
(8)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世說新語·德行》)
(9)壹坐成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世說新語·文學》)
(10)劭亦安其言。(《世說新語·品藻》)“知”的賓語類型有體詞性賓語，如名詞(3)、代詞(4)、偏正l生名詞詞組(5)；謂訶性賓語，如偏正性動詞詞組(6)、並列詞組(7)；小句賓語，如(8)。“安”所帶賓語類型簡單，只有名詞—類，如(9)、(10)。
(二)語義場理論
語義場是指若幹個彼此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義位聚合而成的系統。將分散、零星的個案研究納入相應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統地考察，能更好地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發現壹些語言規律。陳克炯將“憐”系、“怨”系、“厭”系、“憂”系和“懼”系均看作同義義場。陳先生發現各系心理動詞的述謂功能存在不勻質的現象，除了與各系詞義所反映的心理負擔輕重的不同有某種關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對不同賓語的選擇性上存在差別。
為此，我們調查了《世說新語》裏12個表“憂怕”義的心理動詞帶賓語的情況，統計情況見表l。
壹方面，“憂怕”類動詞內部的使用頻率也不平衡。使用頻率最高的3個分別是“憂”、“患”和“恐”，***43例，次之是“懼”、“畏”和“憚”3個，***18例，這6個動詞***占“憂怕”類動詞91％，即《世說新語》“憂怕”義主要由“憂”、“患”、“恐”、“懼”、“畏”和“憚”這6個動詞承擔。另壹方面，心理動詞的使用頻率與所帶賓語的比例不壹定成正相關關系。如“憂”使用次數最多，帶賓語比例為53％，而“恐”少於“憂”，帶賓語比例卻為86％，使用頻率與帶賓語的能力並不是正相關的。據此可以認為表“憂怕”義的動詞在組合功能上也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語義場內部並不是勻質的。這壹研究方法可運用到其他義的心理動詞語義場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動詞的量級問題
受程度副詞修飾是心理動詞的壹個重要特征，心理動詞受程度副詞修飾有量級的差別。如《世說新語》心理動詞所帶的程度副詞***有15個，它們分別是：甚、大、了無、深、殊、雅相、絕、至、雅、彌、橫、殊自、深相、真、奇。這些詞內部也存在級的差別，大致可分為“極”類和“甚”類。“極”類有殊、殊自、絕、至、橫、奇***6個，表示程度達到極點；“甚”類有甚、大、了無、深、雅相、雅、彌、深相、真***9個，表示程度超過壹般但未達到極點。同壹心理動詞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詞修飾，其表達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極”類副詞的程度量要高於“甚”類副詞，如：
(11)a.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世說新語·方正》)
b．族人大怒，便舉棵擲其面。(《世說新語·雅量》)
(12)a．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藏否人物。(《世說新語·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說新語·假譎》)上面各組a句均使用的是“極”類程度副詞．b句使用的是“甚”類程度副詞。每組的a句的情緒量要高於b句。
(四)心理動詞的過程結構表達
動詞的過程結構與許多語言現象，特別是與語言的“體”表達有密切關系。郭銳系統分析了漢語動詞的過程結構，認為動詞的過程結構就是起點、終點和續段三要素的組織。根據三要素的有無和強弱的差異，他把漢語動詞過程結構分為無限結構、前限結構、雙限結構、後限結構和點結構五類。郭先生認為前限結構的動詞多為心理動詞。這壹觀點正確地揭示了漢語心理動詞的壹個重要特征，頗有見地。
古漢語與現代漢語存在較大的差別，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現代漢語動詞過程表達使用的助詞“著”、“了”和“過”在上古和中古漢語還沒出現；二是古代漢語動詞的過程結構主要是由置於謂語動詞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詞或置於謂語動詞之後的“畢”、“競”、“訖”、“已”、“罷”等半虛化動詞來表達。
(13)吾以君為墾知之矣，故入；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國語·晉語四》)
(14)君子墾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禮記·學記》)
(15)想芏，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尚未回來。(《紅樓夢·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罷，不覺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備。(《七劍十三俠·第七十七回》)
上舉(13)、(14)例分別為副詞“已”、“既”用於心理動詞之前表時態，(15)、(16)例分別為半虛化動詞“畢”和“罷”用於心理動詞之後表時態。
(五)心理動詞的認知研究
認知與心理動詞密切相關，心理動詞的認知研究是壹種新的研究思路。李明從“敘實性”角度分析了言說動詞向認知動詞的引申問題，引申路線是：言說—認為—以為。在這個過程中，詞義壹步步打上主觀性的烙印，預設義逐步融入詞匯的理眭意義，最終成為詞語的常用意義。
心理動詞的語法化也是主觀化的過程，高增霞認為“怕”的語法化歷程是：害怕—擔心—擔心—認識情態—認識情態。我們認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類心理動詞也具有類似的語法化過程。如“恐怕”最初只是壹個心理動詞，在使用過程中主觀性增強，逐漸成為副詞。根據調查發現，“恐怕”較早出現在文獻裏的時代是唐代，為“害怕”意義，明清時期逐漸演化出表情態的副詞用法。其語法化過程是：心理動詞壹心理動詞／副詞—副詞。在這個過程中，“恐怕”的動詞義逐漸減弱，主觀義逐漸增強，主觀義最終基本取代動詞義，“恐怕”的詞性就由動詞轉變為副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