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齊通寶，至今僅發現兩枚，即錢幣學家戴葆庭得自江西的“四眼大齊”及清代著名書法家、藏泉家戴熙家傳的“缺角大齊”在其歸屬問題上，過去頗有爭議，舊譜多認為系唐末農民起義軍領袖黃巢占領長安後，建國號大齊時所鑄。後經泉界專家考證，公認是五代十國之吳國權臣徐知誥於937年，廢吳帝楊溥即帝位，因吳帝曾封其為齊王，故國號大齊，改元升元時鑄。丁福保編《古錢大辭典》總論五代部分中，引用錢幣學家張絅伯《五代十國貨幣考》有關《南唐》錢的壹段記載“大齊通寶，制與大唐無殊，烈祖未復姓時，國號大齊，然未聞烈祖鑄錢，此必鑄大唐通寶時，工人私自摹鑄”由此分析，張氏不但認為“大唐通寶”系李昪所鑄，而且還含有早於“大齊通寶”之意。然隨後又忙裰補曰“大唐通寶。此錢以制作考之，較唐國稍後”。這種前後矛盾模棱兩可之語，其因為何？顯然是為符合馬令前述史料，惟恐與之相悖也。
孫仲匯等編《中國錢幣簡明詞典》亦言“此錢真品僅發現二枚，因其文字形制與大唐通寶接近，所以定為南唐開國者徐知誥升元元年（937年）建國號大齊時所鑄。”筆者對譜錄所載之二品大齊與大唐通寶錢進行賞析對比，果然其言不謬，無論從直徑、穿徑大小、錢文書法以及邊廓等方面觀之，風格壹致，氣息相通。但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泉家敢於以大唐通寶的形制去考證認同大齊通寶為徐知誥所鑄，卻不敢以大齊通寶去反證考定大唐通寶為李昪（徐知誥）所鑄，其因何在？恐怕也是有礙於馬令前述大唐通寶鑄於唐國通寶之後的緣故吧！
另從泉界名家據史推斷，丁福保編《歷代古錢圖說》中引著名學者，古錢收藏鑒賞家羅伯昭言“十國春秋，吳帝（楊溥）改元天祚（935年），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升、潤、宣、池、歙、韋、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後三年（937年），知誥乃篡吳位，立國稱帝，國號大齊，改元升元，大齊通寶，必鑄於此時”。此種推斷是符合歷史的真實發展。盡管史料中無鑄錢明文記載，卻已雄辯地證明大齊通寶為南唐開國者徐知誥所鑄，實非舊譜所雲系黃巢進長安建國號大齊時所鑄。 如前所述，徐知誥建立大齊國的次年，復姓李氏，更名昪，改國號大唐，史稱南唐。在當時爭戰不息，天下久亂的情況下，李昪實行“保境息民”及和平睦鄰政策，在其統治的六年間（937——943年），南唐社會安定，呈現出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景象，筆者以為大唐通寶當鑄於此時。其因有六：
其壹，國號“大唐”與國號錢“大唐通寶”兩者名實相符，說明《薛史》所雲南唐國號“大唐”是可信的，這絕不是出於偶然的巧合。茲因薛居正（912——981年）乃五代宋初人，生於後梁乾化二年，後唐清泰進士，歷仕後晉、漢、周。入宋遷戶部侍郎，後拜參知政事，太宗時位進司空，死後追贈太尉、中書令。因其大半生歷經五代之全過程且身居高位，多曉當時史事，在奉詔監修《五代史》（即《舊五代史》）時，絕不至於誤錄和更改江南大國南唐之名稱吧？
另據[宋]錢儼《吳越備史·卷三》中載：“（已亥）四年春二月……是月，偽齊徐知誥改姓李，名昪，僭稱大唐”。錢儼何許人也？乃吳越開國者鏐之孫，文穆王錢元瓘十四子（937—1003年）。吳越時守衢、湖二州，歸宋後歷隨州、金州觀察使，出判和州。晚年頗以整理吳越文獻為己任，修《吳越備史》，其根據吳越本國史檔，詳實記載十國之吳越錢氏創業始末及五王在位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舉措和人事興替。作者不僅是王室高官，又幾乎是經歷五代十國全過程的當時人，且為史學家，他的記載更進壹步證實南唐國號為“大唐”無疑。
其二，徐知誥復姓李氏後，國號隨之由“大齊”改為“大唐”，雖史無明文鑄大唐通寶之記載，但其認祖歸宗改國號“大唐”後，國勢更強，其國號“大齊”僅存年余，尚且鑄有“大齊通寶”，難道正值盛世為時較長的“大唐”，豈能不鑄象征其政權存在的國號錢“大唐通寶”？而“大唐通寶”（圖1）錢的存世，即已雄辯地證明了此點，試想李昪在改國號“大唐”之後，不會僅光使用改國號前鑄量有限的“大齊通寶”吧！
其三，徐知誥之所以復姓李氏，改國號“大唐”絕非偶然，從其在“唐”前加壹“大”字分析，不僅含有與前唐相區別，而且還有旨在以復興前唐旗幟相號召，所謂“南唐”僅是歷史上的稱謂。若如《歐史》所稱“唐”又與前“唐”相重襲，故稱“大唐”至為恰當。由此聯想到李昪不僅鑄“大唐通寶”，同時亦鑄有“大唐鎮庫”（圖2），更有“大唐重寶”（圖3）等錢，從而說明李昪在錢幣的鑄造已形成壹套完整的“大唐”貨幣體系，從而又進壹步說明，不但其懷有恢復前“唐”壹統天下之誌，又從壹個側面反映出李昪在位時貨幣經濟之繁榮。
其四，通過眾泉家以“大唐通寶”的形制考證認同“大齊通寶”的事實，然又為何不能反之以“大齊通寶”來考證認定“大唐通寶”為李昪（徐知誥）所鑄呢？無論“大齊”錢也好，還是“大唐”錢也好，不但皆為國號錢，更重要的是兩國之開創者皆為李昪壹人，無論在取國號和在錢幣的形制、書法等方面，都有壹脈相承之處，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其五，烈祖李昪病危時，囑其長子李璟曰：“德昌宮泉布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由此不難看出，所謂 “泉布”絕非指古代貨幣泉布，而是泛指當時所鑄的貨幣“大齊通寶”、“大唐通寶”“開元通寶”等。“萬緡”，系指當時南唐貨幣庫存之豐。其子李璟即位後改元保大（943——957），其15年間僅鑄“保大元寶”年號錢，從該錢幣譜錄標為無價推斷，所鑄年號保大元寶錢甚微，又因背鑄“天”字，恐系該錢僅作為南唐保大九年（951年）十壹月伐楚取得勝利的壹種象征而已，其間所需軍餉無疑大多來自其父德昌宮遺存之所謂“泉布”——“大唐通寶”等錢。
其六， 雖然“唐國通寶”與“大唐通寶”均系國號錢，顯然在名稱的氣勢上有微妙變化。據史所載，升元七年（943年）李昪死，其子李璟繼位改元保大，次年李璟便壹反其父既定之國策，大興幹戈，東滅閩，西亡楚，雖占地二十余州，但因戰爭連年，更加內政腐敗，國庫空虛，特別是後周世宗柴榮屢征南唐江北淮南之地，這是對南唐政權致命的威脅和打擊，正如《舊五代史》《僭偽傳》135卷所載，公元958年去帝號“自是始行大朝正朔，上表稱唐國主”劃“江北淮南二十四州之地歸於後周”歲貢十萬。從此國勢日衰，961年留太子於金陵監國，移都南昌小城，不久憂郁而死。“唐國通寶”即鑄於李璟去帝號改稱唐國主向周稱臣的第二年（959年），試問，如若馬令所言，“大唐通寶”錢鑄於“唐國通寶”之後，哪麽，此時李璟自身尚且難保，還有鑄“大唐通寶”的膽略和勇氣嗎？如果馬令所言成立，豈不自遭對抗大周妄圖復辟“大唐”之罪名？李璟絕不會愚蠢到自取滅亡的地步，此中利害不言而喻 為開闊視野揭開馬令造成這壹撲朔迷離的錢幣歷史疑案，有必要進壹步挖掘中主李璟在位時的有關食貨方面的史料，為此，特別需要參考其他書籍及有關史料。
① 在《十國紀年》中引劉恕之言曰“元宗以周師南伐，及割地歲貢方物，府藏空竭，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壹。余按此五錢，制度大小各殊：有徑九分重三銖者；所徑七分重二銖二 者；字文並類大唐錢……”。
② 又據陸遊編之《南唐書》卷二《元宗本紀》“顯德六年959年，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泉之壹”。
③ 在《中國歷史大辭典》中，關於唐國通寶的條釋曰“五代南唐元宗時所鑄，有銅、鐵二種，銅錢鑄於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凡五品，制度大小各殊。二當‘開元（通）錢’壹”。
④ 又據《說郛》卷三十九《江表誌》雲：“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日，十數年間，經費將匱。建隆初，始申銅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泉，泉二文當開元錢壹文”。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列舉有關唐國通寶鑄時的多種史料，從中不難看出如下問題：
A在這些重要史料中，除馬令《南唐書》提到“大唐通寶”鑄於“唐國通寶”之後外，其它各史料均未提及鑄“大唐通寶”的片語支言。
B其中劉恕在鑄唐國通寶中提到“有徑九分重三銖者；所徑七分二銖二 者，字文並類大唐錢”之語，無疑說明“大唐通寶”鑄於“唐國通寶”之前。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漢銘著《簡明古錢辭典》中有關“大唐通寶”釋條中亦提出“大唐通寶與唐國通寶錢，在鑄造年限的先後諸說不壹，存疑待考”。特別是薛冰先生在《錢神意蘊·錢面上的大國》壹文中，對南唐錢幣之歸屬、鑄時亦提出了如下置疑：①“如將南唐三種小平錢都歸於元宗李璟，那麽，烈祖李昪當政的六年間，使用的是什麽錢呢？”；②“但是李昪就在國號齊那短短的壹年（937年）多時間裏，已鑄有大齊通寶錢，那麽，他在改國號為唐後即鑄制大唐通寶，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們（錢幣學家）當初就是根據這壹點將大齊通寶劃歸南唐錢系的，不知為什麽就沒能更進壹步，推翻馬令《南唐書》的舊說，將此錢定為李昪所鑄錢。”由此可見，對“大唐通寶鑄於唐國通寶之後”，持懷疑態度者並非筆者壹家。
C直到宋太祖建隆年間，南唐再鑄“唐國通寶”，亦未提及“大唐通寶”鑄行之事。
從上述諸多疑問中，不禁想起陸遊再撰《南唐書》之緣起，他認為“馬令之書未盡善，體例、內容均欠完備，因著此編。”在《中國歷史大百科全書》及《中國歷史大辭典》中認為陸遊之書 “敘述簡賅有法”，“史料多經考證，”“並有頗多史料增補”“於馬令瑣細、荒誕之事，皆行刪除”故極為後人推崇，通過上述對陸遊《南唐書》之評價，說明馬令之書確實存有諸多不實待考之處。 從另壹角度看三枚國號錢，尚有兩點值得特別關註
從價格高低，斷鑄時之先後
就壹般而言，錢幣譜錄所載價格之高低，不僅僅傳遞價格之信息，而且從價格高低中亦反映出錢幣的多寡及鑄造時間的長短。由此推之，錢幣存世量越多，則鑄造時間必長，其價格則越低；存世量少，鑄造時間短，其價格必高。所以從錢幣價格高低之剖析中，即可判斷出錢幣鑄造時間之長短。就錢幣譜錄所載南唐三枚國號錢之價格而論，“大齊通寶”價格高於“大唐通寶”，“大唐通寶”之價格又高於“唐國通寶”，即說明了三枚國號錢的多寡和鑄造時間的長短。
從存世量多寡，斷鑄時之先後
“大齊通寶”系徐知誥廢吳帝楊溥自立為帝，改元升元，國號“大齊”（937年10月——939年2月）時鑄。大齊政權僅存壹年零四個月，因其存世量極少而價格最高。
次年徐知誥復姓李氏，更名昪，改國號“大唐”（939年3月——943年2月），“大唐通寶”當鑄於此時。改國號大唐後，李昪在位近五年，所以其存世量比大齊略豐，其價格必低於大齊通寶。
“唐國通寶”雖亦為國號錢，確是在南唐國勢衰微，李璟去帝號向後周稱臣，改稱唐國主（958年5月——975年11月）時鑄，其鑄時長達十七年零六個月，這與《說郛》中“十數年間，經費將匱”相壹致，因其鑄時長而存世量較“大唐通寶”更豐，所以其價格遠低於“大唐通寶”。
筆者上述對南唐三枚國號錢的多方面分析，印證了“大唐通寶”錢非李昪所鑄莫屬，此乃是筆者個人據史料及歷史的發展分析推斷，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