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審視90年代的文學，不難發現其無名的特征:首先，80年代文學思潮線性發展的文學史趨勢被打破，出現了無主潮、無取向、無* * *名的現象。幾種文學思潮同時並存，表達了多重價值取向。比如弘揚主旋律的文學作品，通常是通過政府部門的資金支持和國家級獎項的鼓勵來確認的。消費型的文學作品以在大眾文化市場推廣成功為目的，純文學的創作則以圈內專家的認可和某些讀者的歡迎為標誌，等等。因為“無名”的文化狀態具有多種多樣的時代主題，構成了相對多層次的復合文化結構，才有可能出現文學多元走向的自由局面。其次，作家的敘事立場發生了變化，從* * *變成了個人敘事立場。以80年代的尋根文學為例。當時的尋根作家分布在全國各地，感受到的文化環境各不相同，但在表達“尋根”的社會理想和社會時期上卻頗為壹致。可以比較的是90年代壹批追求人文理想的作家，包括張承誌、張煒、王安憶、史鐵生、李銳、韓少功、余華等。也許他們對社會歷史的批判觀點非常接近，但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和寄托了他們所經歷的時代精神。幾乎每個作家都有壹個獨立的精神世界，關系到他們個人生活中最隱秘的經歷。比如個體的靈魂也是和民間世界結合在壹起的。張承誌和張煒所寄托的社會理想和社會期待風格完全不同。他們以自己的經歷和視野向現實社會提供自己的思考和表達，從而履行了自己對時代的責任。所以，與80年代的文學不同，90年代的文學很難用體裁來概括。第三，由於時代“* * *名”的消失，壹批直面自我的作家實現了開拓個人心理空間的寫作實驗。個人立場的文學敘事促使文學創作擺脫宏大敘事模式，轉向更貼近生活本身的個人敘事模式，壹批被稱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作家應運而生。
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似乎是壹個碎片化的世界，作家們從不同的立場出發進行寫作:有的繼續堅持傳統的精英立場，有的單純地表達對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大眾消費文化的認同，有的從民間立場思考如何重新發展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有的轉向極端的個人世界，勾勒出各種私人生活...不管這種“無名”狀態乍壹看多麽奇怪和混亂。在這種相對自由、寬松的環境下，作家們逐漸成熟了自己的創作風格，寫出了越來越多的優秀作品，如王安憶的《叔叔的故事》、史鐵生的《我和地壇》、張承誌的《心靈史》、張紮的《九月寓言》、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