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已出土的甲骨文及專家的有關考證來看，我國的書信濫觴於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第四百三十壹、五百壹十二和第五百壹十三片甲骨上，分別刻有反映當時敵國入侵殷商邊境的文字，考古專家郭沫若借助此片在考證方國的地理位置 ,這段考證文字也告訴我們這樣壹個問題：第五百壹十三片甲骨，是壹封由殷的邊境傳至京都的“邊報”。 考古學家吳汝浩和潘悠兩先生在對第五百壹十二片甲骨上的文字考證後也斷言：這是“侯伯和大將軍報告方國入侵的宋體>可見，從殷商時代起，我國就開始以文字的形式來傳遞軍事信息了。這壹劃時代的創舉，揭開了我國書信發展的輝煌篇章。
春秋時期，列國紛爭，外交活動風起雲湧，在特使外交的同時，還常常伴以書信外交，借助外交活動的推波助瀾，書信進入了發展時期。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中所描述的那樣：“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
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唇槍舌劍，辯難駁異，成壹代之風。這壹時期的書信，寫得“詭麗輻輳”，有很高的論辯藝術，影響後世，輝耀當今
兩漢書信，壹新舊制，開創了書信發展的新紀元。鄒陽的《獄中上梁王書》，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和楊惲的《報孫會宗書》的出現，標誌著我國書信從公函國書中擺脫出來，使書信真正成為抒發個人情感的工具。漢以前的書信，從本質上說，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書信，“凡書於牘者，其事皆公事，其言皆公言”，（許同莘《公牘學史》）沒有個人情懷的吐訴，只是些“陳政務以進君主”的陳詞濫調。這三封書信，毅然破除舊有規矩，大膽地“抑揚寸心，散郁懌懷”，酣暢淋漓地抒發個人情愫，使書信真正成為“心聲之獻酬”。從此，摧毀了王公貴族，朝廷衙門的壟斷局面，為書信的進壹步發展開辟了廣闊天地
魏晉南北朝是書信繁榮的黃金時代。這壹時期的書信，得到了空前普及，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只問候有書，賀喜有書，吊喪有書，求物有書，絕交有書，談禪有書，論字有書，就連見聞中的偶然壹得，也草成壹封，抒懷談趣，與¨友***掌。垃‘叫；信還成為人們交往中的壹種禮儀方式，如當時流行的壹種“月儀帖”，就是友朋間每月互通訊問溝通感情，增進友誼，密切關系的壹種信件。擅長寫信在當時會被格外推重，曹丕盛贊“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在<br />書信寫作上，人們十分重視藝術性，寫信的人考慮的不只是為了適用，還當作藝術品來創作；在語言上，優美典雅，講對仗工整，使書信成了與詩歌、詞賦相媲美的壹種文章體式
唐宋是書信的成熟時期。這壹時期的書信，不僅有廣度的發展，而且有縱深的滲透，書信成了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壹部分。像杜甫三個月沒有收到家書，就發出了“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慨嘆。書信不僅在人際交往中發揮作用，許多進步文人的書信都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和當時政治風雲的變幻聯在壹起，勇於觸及時弊，使書信成了揭露黑暗，刺諷醜惡的犀利武器。在寫作上，克服了六朝時期形成的浮艷綺靡文風，從字句的雕琢中解放出來，把敘事、議理和抒情融為壹體，使書信的寫作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尤其是“唐宋八大家”的書信，已成為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直到今天，也是我們學習的範例
明清時代，政治上專制，文化上實行恐怖主義政策，使書信發展罩上了陰影，落於低潮。但那壹時期的家書，給嚴寒的書信季節增添了壹絲春色。尤其是鄭板橋的家書，從思想到文風，都獨樹壹幟，是封建社會家書中之佼佼者。更值得提出的是，這壹時期對前人書信的整理、印行，其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如明人鐘惺的《文辭大尺牘》、《文學尺牘大全集》，沈佳的《歷代名人尺牘精華錄》，清人王世貞的《尺牘清裁》，吳曾祺的《歷代名人書劄》、《歷代名人小簡》，王虎榜的《分類尺牘備覽》等，都為我們研究書信，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書信發展的春天。白話書信的出現，是書信大眾化的裏程碑。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書信熱正在悄然興起。書信選集大量出版，書信寫作的工具書，如《書信萬事通》、《實用書信大全》、《書信寫作鑒賞詞典》等紛紛問世。其特點是，書信不僅作為壹種交流感情的工具而受寵，而且成為壹種時髦的文化現象。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校園文化叢書”中，都有壹本關於書信的專集。可見，書信也成為校園文化的壹個熱點。
縱觀歷史，不管將來通訊工具如何現代化，書信這種人際交往中的獨特形式，將以它獨具的魅力，為人們所青睞。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前人賦予了書信種種趣名別稱，這也構成了我國書信的壹大特色。
起初，書信稱為“書”，《左傳》：“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這個古老的名字，壹直流傳到今天。秦始皇統壹中國後，把皇帝示下的書信稱為“制”、“詔”：帝王制度之命日制，帝王之令日詔。把臣下的上書，分為章、表、奏、駁。後期又出現了疏、啟、策、牒、折等，這些都是指公用書信而言的。根據書寫材料的不同，又有不同的名稱。寫在木片上的稱“尺牘”，寫在竹片上的稱“簡書”，寫在絲絹上的稱尺素”，寫在紙上的稱“箋”。最早的信封是用兩片木板做成的，壹底壹蓋，底板有槽，供寫字，然後蓋上蓋板，加封傳送。因為這種信封像壹個盒子，因此，有人稱書信為“函”。又因為這種信封被雕成魚的形狀，人們又給它壹個具有浪漫色彩：雙鯉。根據《漢書·蘇武傳》中的有關記載，人們又稱書信為“鴻雁”。過去的信紙用豎線分為八行，再加唐代詩人往往以“八行書”稱書信，如白居易酬牛相公見寄詩》：“手劄八行書壹篇，無由相見但依然。”韓倔《安貧》：“手風庸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由此，“八行書”又成為書信的別名。還有其他壹些五光十色的名字，如錦書、錦字、華函、玉函、瑤函、華箋、彩箋、手畢、手劄等等。
我們今天稱的“信”或“書信”是產生於何時?歷來說法不壹。有的說是唐代，有的說是晉代，但從史書的記載來看，應該是在晉代。在晉以前的吏書中，“信”是指信使來說的，如《漢書·司馬相如傳》：“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超軍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根據專家考證，這裏的“信”，都是指信使來說的。但《晉書·王睿傳》中的“信”，卻是指書信來說的了。 王睿上書辯解說：“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於臣，可暫來過，***有所議……” 前面寫“遣信”，王溶說“遣書”，可見，“遣信”就是“遣書”，信，書信也。 再如《晉書·甘卓傳》：“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遣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克期”。“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南下。”“得卓信”的“得”，是“獲得”、“得到”的意思，它的及物詞應是物，而不是人(使者，所以" 這裏的“信”，也是指書信而言的。 在晉代，不僅以“信”稱書信，還書信連用，稱書為“書信”。《晉書·陸機傳》：“初，機有駿犬，名日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字問，笑詰犬日：‘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取消息不？’”
由此可見，晉代是“信”、“書信”命名的開始。